高茜跟我借钱那天，我问她干什么。

她说想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后来改口说买发夹。

可能是她话出口的瞬间想起了我曾经买过那本小说。

我说发夹要200块钱？狼来了！

她啜啜泣泣道出真相。

我说高茜你他妈前卫啊。

她说这事儿不能怪老师，是我自投罗网，你揍我一顿吧。

如果揍一顿能叫她回到被工程师占领之前的纯洁状态，我会这么做。

我掏出口袋里仅剩的打算买烟的四块钱给她买了两包话梅，回家撬了老爸的抽屉。

我这种举措只能说明本人对妇女的关怀与爱护，决不代表对那位工程师的宽容。

我曾想过这辈子非高茜不娶，可从此以后我的心就凉了、死了。

对学校这个是非之地的厌恶，与日俱增。

很想炸掉它又担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于是便寄希望于洪水、地震、战争之类的天灾人祸，并为坐在教室里的所有漂亮女生担忧。

我很想在教室门口挂个不停旋转的灯柱，或者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后来想想算了，不用挂这些东西大家就已经明白了。

尽管现实残酷，但那段时间我仍旧是努力学习。

我想考上大学做个高官，然后下一道命令，把全国各地的学校都给废掉，改成养猪场。

可学习成绩却每况愈下，直至倒数十名之内。

我不说你们也该知道，倒数十名的学生在教室里连个黑板擦都不如。

坐在前排的那些每次都考90多分的同学老是变着花样用知识羞辱我。

有次忘记是为什么了，我把班上成绩最好的那位同学狠揍了一顿，打倒在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那小子鼻子里鲜血直流，脸上开了酱油铺。

我背着书包逃出了学校，边跑边发誓，今生永不再靠近学校大门，见学校我就绕路走。

在学校门口，刚好碰到杂货店的老太婆怀抱十几只小鸡到我们操场喂食。

小鸡挣扎着从她怀里跌飞到地。

老太婆弯着腰艰难地追赶。

我跑到老太婆身边，说，奶奶，我送你个鸡笼。

我抱着课本去了学校门口的餐馆。

刚好，老板娘正为她儿子四处找便纸擦屁股。

我慷而慨之，把课本成人之美，说，足够你擦一年。

就这样，我从社会主义接班人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待业青年。

待业在家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浮出水面，但我实在是无法忍受爸妈的唠唠叨叨。

出于孝道，我求助几个朋友帮忙给找点事儿做。

不几日，一位朋友要我去一家国营卫生筷厂干轧板的活儿，我当即就去了那里。

为了跟工人兄弟打成一片，我住到了工厂宿舍，每天晚上跟师傅凑一块儿抽烟喝酒谈女人。

干了两个月，造筷子没学会，倒学会不少干坏事儿的本领。

两个月后，又一位朋友在运输公司帮我找了份工作，我立即就跟工人师傅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