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昭是上海滩的大买办，但生性吝啬，就喜欢用算盘算账，属于一毛不拔的典型。

但他也有另一面。

郑有六男四女，他把其中的两个儿子送到剑桥大学读书，归国时，从欧洲运回各式各样的汽车，郑家搁汽车的地方一度被人说成是汽车展厅。

郑本人也坐着当时最名贵的rollsroyce（劳斯莱斯）牌轿车。

郑家有私人游泳池。

英美烟草公司举行盛大宴会时，郑的妻子有时也出席，帽饰上嵌着两粒蚕豆大的钻石，不少洋人的女眷都看了发愣。

郑的儿子们还养着几十条狼狗，雇专人做狗馒头，每天要吃进去几十斤牛肉，解放前夕，这批狗被主人包了一架飞机运往香港。

1948年夏秋之间，蒋经国在上海督导经济。

9月11日，蒋曾传讯周作民，要其交代所藏外汇数目。

周答：&ldo;我个人没有外汇，我从事金城银行工作几十年，除在上海、北平有三处房地产及一些银行股票外，个人向来不做外汇买卖，也不积存外汇，仅有美金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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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的父亲去世后，遗有50万元的盐业银行股票。

张将其中30万元给天津家用，另20万元留北平家用，他用这笔钱买了宋元字画，以后又向盐业银行陆续透支40万元收藏字画。

战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张伯驹便很轻快地还上了这笔欠账。

1934年1月11日，闻一多在一封写给友人饶子离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ldo;四个孩子的家庭已经够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给家里寄四十元，给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况更是一言难尽，我若不寄钱去，一家人就得饿饭‐‐真正饿饭……总之我自己虽困难，守着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总算是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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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昭1922年入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同学中不乏有钱人家的女儿，如一个京剧名角的两个妹妹，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等，她们上学放学，都是小汽车接送。

抗战胜利后，作家黄谷柳到香港谋生，一家六口在九龙联合道租了一间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摆了张床，没有桌椅。

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不时哭啼，黄根本无法写作。

屋外走道的一端是房东安放的一个&ldo;神位&rdo;，刚好可以放下一个小板凳，黄谷柳的妻子便用一捆木柴和邻居换了一个肥皂箱，黄就是在肥皂箱上写成了名篇《虾球传》。

抗战爆发后，战火蔓延至丰子恺的家乡，他被迫逃离刚落成不久的&ldo;缘缘堂&rdo;。

后有信传来缘缘堂已焚毁于战火。

丰子恺一家十余口在逃难中互诉损失的家当。

有人可惜衣橱里的许多衣服，有人可惜满堂新置的家具。

他的一个女儿说：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另一个男孩说：秋千架和新买的脚踏车最肉痛。

丰的妻子则挂念她房间里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瓷器。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

一日，齐白石前来造访，称无米下锅，无煤取火，请求救济。

李宗仁也无良策，只能从行营人员的配额中酌量拨出一部分给了齐白石。

齐因此对李甚为感佩，认为李宗仁能礼贤下士。

他特地画了一幅寿桃，送给李宗仁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