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老板邵飘萍生活奢侈。

他是中国新闻记者乘私人汽车外出采访的第一人，当时北洋政府的许多总长还只备马车。

他抽的烟是请烟草公司特制的，烟盒上印着&ldo;振青制用&rdo;的字样。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之家的生活与清华北大时期已有天渊之别。

教授夫人除了当家庭主妇，还得充当一些为糊口而为之的角色。

联大主要负责人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自蒸&ldo;定胜糕&rdo;卖，她后来回忆：&ldo;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lso;冠生园&rso;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梅贻琦字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

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lso;定胜糕&rso;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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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曾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ldo;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

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

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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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底，茅盾路过贵阳，去文通书局访总编辑谢六逸，谢不在。

茅盾从其同事处得悉，谢六逸在外兼职达五六个之多，每天要在马路上奔波两三个小时。

以谢六逸的个性，是不喜欢多兜揽事情的，因而茅盾判断其子女多，经济状况一定不佳，不得已才四处兼职，以养活一大家子。

第二天谢到招待所回访茅盾，叹道：&ldo;在贵阳一住五年，实在寂寞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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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罗尔纲随胡适来到北平，供职于北大文科研究所，月薪60元。

他把妻儿从广西接来后，租了一间小房，因接送儿女上学，不得不包下一部黄包车，这样一来，一家四口最低生活费也要90元上下。

罗便卖文以补家用。

他说：&ldo;当时我的工作分成了三方面：考古室办公时间做整理艺凤堂金石拓本的工作；星期日及假期到图书馆去继续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晚上回家却在荧荧煤油灯下赶写太平天国史文章，常常写到午夜不得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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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徐悲鸿夫妇在北平等着出国的一段日子过得很苦，蒋碧微后来回忆：&ldo;自从到了北平，我们一直很穷，徐先生通常都在北大吃饭，或者是参加应酬，碰到家里青黄不接，他也多半不大在意。

有一回我身上只剩下了两个铜元，折算起来还不到一分钱，正在发愁，程妈来说先生不在家吃饭，我们马马虎虎买半斤面条下了吃吧。

我问她半斤面条要多少钱呀？她说四个铜子。

我一时拿不出来，只好叫她先垫付一下。

第二天逼得没法，想拿母亲给我的一只金镯子去当掉，但是徐先生不肯上当铺，他的理由是一个男人拿着女人的首饰去当，人家会怎么想呢？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

一出门就是后门大街，大街上有当铺，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帘，我在门口梭巡许久，一方面缺乏勇气，一方面又怕熟人碰见，最后我想起不进去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