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ldo;30年代中叶北平的中学名教员，收入一般在一百五十到二百元之谱，大都有辆包车，夏天晚饭或饭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园、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点钟回家睡觉。

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树下支开桌子，吊上电灯，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轮流做东，更是家常便饭。

牌桌上一夜下来，擦把脸、吃点东西来校上课、改卷子，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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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左联&rdo;作家的生活与名气是不成正比的。

即如左联领导人周扬，也经常靠举债度日。

胡风回忆说，有一天早晨，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声调很急切地说：&ldo;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元吧！

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

&rdo;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回忆说：&ldo;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lso;找钱&rso;。

我们&lso;借&rso;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lso;借&rso;得更经常。

&rdo;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但家里没钱送产妇进医院。

周扬出门跑了一天，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

这种局面直到周扬翻译的《安娜&iddot;卡列尼娜》出版后，周扬得了大约800元稿费，生活才有所好转。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

有人给鲁迅算了一笔账，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共计收入为国币7万多元。

平均月入700多元，这大体是当时一个名牌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于上个世纪末的人民币两万多元。

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自然是越搬条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迁居环境更幽静的地段，曾致信友人：&ldo;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

&rdo;他在《病后杂谈》中也算了一笔账：&ldo;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

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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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

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再看涨，以至终于负担不起。

&ldo;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

&rdo;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李大钊遇害后，家中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钊的藏书来维系生活。

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ldo;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蒋梦麟）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

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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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生在豪门，又娶豪门之女（盛宣怀的孙女、也是邵的表妹）为妻。

据说盛去世时，家里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

邵家五口人，仆人有三十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