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看见了中国华侨在建设美丽的新加坡的事业中的勋劳：&ldo;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

……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

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

&rdo;&ldo;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

&rdo;（注：《还想着它》。

）老舍从这些华侨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中间潜在的伟力。

&ldo;我们伟大。

&rdo;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ldo;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

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

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

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艺来。

我要写这些真正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

中国是他们的，南洋也是他们的。

那些会提小伞的先生们，屁!连我也算在里面。

&rdo;（注：《还想着它》。

）对&ldo;真有劲的中国人&rdo;‐‐垦荒、造屋、捕鱼的赤脚的劳动人民的崇拜，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老舍思想上得到的这一点认识，是他在新加坡所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

思想感情上的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这突出表现在作品主题的把握上。

本来在来南洋前他已经开手写作一部叫做《大概如此》的长篇。

他自己讲：这部书和《二马》差不多，也是写在伦敦的中国人。

情节的中心是写一男一女，男的穷而好学，女的富而遭了难，穷男的救了富女的，两个人发生了恋爱。

结局是，男的堕入情海之中，女的却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结果把男的毁了。

老舍&ldo;不满意这个题旨&rdo;。

这部小说&ldo;在大陆上写了些，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一共写了四万多字&rdo;。

到了新加坡，由于新思想的激荡，他&ldo;看不起这本书了&rdo;，决定停笔。

（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这在老舍的创作生活中也是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

在《二马》中，我们看到一个爱国者的沉思，对于祖国人民愚弱的国民性，有着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批评，愤激之中透露着悲哀，切望民族复兴又苦于没有希望，那感情是沉郁的。

但是在新加坡，他看到了另一方面的情形。

他这时从纷乱的、落后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中，看到那深藏于内的希望的种子：中国人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对于压迫者的抗争的精神。

他从肯定马威求实的生活态度、强国救民的理想，进而发展到希望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

他自己也是很宝贵这种认识上的提高的，他不无兴奋地说过：&ldo;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

&rdo;（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

《小坡的生日》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开始创作的。

这部作品明快的情调反映了他乐观的情绪。

一九三○年二月底，老舍辞去华侨中学的教职，登舟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