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文协&rdo;总部迁到重庆以后，每二年改选一次理事。

在理事会的历次改选中，老舍均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

八年期间，&ldo;文协&rdo;以老舍为轴心，扎实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从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筹建各地的文协分会、为保障作家的稿费版税进行斗争，以至捐献劳军、主办&ldo;通俗文艺讲习会&rdo;等等，每一项工作都渗透着老舍的心血。

由于&ldo;文协&rdo;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重庆及全国文艺界的统一与团结大为增强，文艺在为抗战服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愈来愈大。

&ldo;文协&rdo;对于抗战的贡献，又是在不断克服阻力中取得的。

阻力来自国民党反动派。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曾被鲁迅斥为&ldo;资本家的&lso;乏&rso;走狗&rdo;的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表《编者的话》，以冷潮热讽的态度对&ldo;文协&rdo;进行攻击：&ldo;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lso;文坛&rso;我就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lso;文坛&rso;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

&rdo;梁实秋还宣扬，他的副刊欢迎写&ldo;与抗战无关的材料&rdo;，要作家&ldo;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rdo;，以此对抗&ldo;文协&rdo;为抗战服务的方针。

针对梁实秋的攻击与谬论，老舍代表&ldo;文协&rdo;起草了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

老舍写道：

今日之事，团结唯恐不坚，何堪再事挑拨离间，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者?贵报用人，权有所在，本会无从过问。

梁实秋先生个人行动，有自由之权，本会亦无从干涉。

唯对于&ldo;文坛座落何处&rdo;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

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

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

（注：见罗荪：《关于〈抗战文艺〉》，《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

这封公开信，慷慨陈述团结抗战之理，义正辞严地对梁实秋及其幕后支持者进行了揭露与批驳，把国民党当局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国民党中宣部头目张道藩亲自出面干涉，阻止了这封信的公开发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屡生事端，&ldo;文协&rdo;的工作一直是非常困难的。

从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愈加消极于抗日，而专事反共，连续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的&ldo;皖南事变&rdo;，极大地破坏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局面，酿成了严重的内战危险。

&ldo;文协&rdo;总部地处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每有活动，常遭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

一九四二年十月间，&ldo;文协&rdo;在重庆&ldo;中苏文化协会俱乐部&rdo;以茶会形式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作为主持人的老舍刚要登台讲演，即有八、九个流氓闯入会场，将老舍架了起来，推推操操，至使会场大乱而散。

来年&ldo;文协&rdo;召开鲁迅纪念会时，亦遭特务冲击。

国民党特务机构还时常对进步作家进行跟踪，甚至无理扣押，每遇此事，老舍总是挺身而出，竭力进行营救。

一九四○年三月，方殷、魏猛克被重庆稽查处扣押，就是老舍具保营救出来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骆宾基被捕，也是老舍四处奔走，通过冯玉祥的关系，营救出狱的。

面对这种局面，老舍异常气愤，他曾经坚定地表示：&ldo;我扛的就只有这块招牌，你重庆不让挂，我可以挂到延安去!&rdo;（注：楼适夷：《忆老舍》。

）他一方面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必要的斗争，不失却革命的立场，一方面又要多方面应付，使抗日文化活动避免受阻中断。

此番重任，实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