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说，他想把乔仁山写成一个&ldo;罕默列特&rdo;（即莎士比亚笔下的汉姆雷特）式的人物，这个剧本最初的题目就叫《新罕默列特》，从这一段独白看，老舍的确在写一个复杂的性格。

乔仁山的理想、热情、思考，他的顾虑、缺少决断和略带悲观，是揭示得相当充分和深刻的。

这样写，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国统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痛和重重矛盾，在没有找到出路之前，他们彷徨和苦闷，是很自然的。

然而，乔仁山毕竟是新时代的青年，所以老舍不会让他的青年主角永远犹豫和悲观下去。

老舍说：&ldo;是的，我还是教他有所顾虑，行动迟缓，可是他根本不是个怀疑抗战者;他不过是因看不上别人的行为，而略悲观颓丧而已。

这个颓丧可也没有妨碍他去抗战。

&rdo;（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乔仁山最后终于冲破家庭的牢笼，战胜自己的弱点，勇敢地奔赴抗战的前方去了。

老舍这样处理，决不是给作品硬添上个光明尾巴，而是对最终走向抗战的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礼赞，也为正在彷徨苦闷的青年指明了出路。

它使剧本所表达的主题更完整、更深刻了，而且和老舍抗战以来多次阐明的文艺应服务于抗战的主张是一致的。

《归去来兮》中的另外两个人物吕千秋和李颜，较多地倾注着作者自己的感情，在老舍抗战剧作的人物系列里，他们是独特的。

吕千秋是一位画家，他正直、热情、乐观，视金钱为丑恶，在贫困中执守善良无私的美德。

他有一颗爱国之心，最后到前方去了。

他的爱国热情，不仅鼓舞了女儿，也教育了乔仁山。

老舍写这一人物，一方面是要塑造一位抗战艺术家的形象，一方面则是通过他和乔绅的对比，表达自己的爱憎。

吕千秋和乔绅，自幼是朋友，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是分道扬镳的。

乔绅钱财富足，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在劫难逃;吕千秋穷困潦倒，但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人情融融。

这是一个对比。

老舍对于善良、正直的人们的爱，对于灵魂卑污、一味营私者的厌恶，熔铸在这个对比中了，读者是不难体会到的。

李颜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性。

老舍说：&ldo;她是个活人，而说着作者要说的话，并且很自然，因为她有神经病。

&rdo;（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李颜是&ldo;疯妇&rdo;，但作者毫不渲染她的错乱失常，而只借其&ldo;疯&rdo;，让她在适当的场合，讲最清醒的话，直接地倾吐作者自己的爱憎。

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就使这一形象具有了象征的意味。

李颜的形象，在剧本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和乔仁山形成对比，一个坚强，一个软弱，一个果断，一个多虑，在对比中，不仅使各自的个性表现得更鲜明，而且由于强烈地突出了李颜的复仇心理，颇能唤起读者的抗战热情。

《谁先到了重庆》以北平为背景，表现了沦陷区人民渴望摆脱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心情。

为了克服以往剧作中不注意舞台效果及人物的动作性较弱的缺点，老舍在这个剧本中有意照顾了舞台调度上的某些特点和需要。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ldo;这一回，我的眼睛是常常注意到舞台的&rdo;（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

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有助于上述弱点的克服，然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人物动作过多而形成了芜乱，同时，老舍擅长刻划人物性格和精于对话的本领，颇难发挥。

老舍在完成这一剧本后，深有感触地说：&ldo;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rdo;（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由此以后，老舍真的开始酝酿写小说了。

在酝酿写小说的同时，一九四三年，他还是和别人合作，又完成了两个剧本，一个是与女作家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振》），一个是与肖亦五、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王老虎》（又名《虎啸》），这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两个剧作，这两个剧本都有较好的基础，因为老舍当时疾病缠身，加之又是与他人合写，未能进一步修改加工。

我们介绍了老舍的抗战剧作，并对几个重要的作品作了简要的分析。

老舍的抗战剧作是老舍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份重要遗产。

这些作品全部取材于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尽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存在着差别，但是总起来看，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是丰富的。

尤其是作家的爱憎感情，在剧本中表达得鲜明而感人，构成了这些抗战剧作的一个重要特色。

它歌颂英勇献身的抗日将领，它赞美人民的抗日热情，它鞭挞汉奸，揭露国统区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讽刺发国难财的&ldo;政府&rdo;官僚与投机奸商，它揭示善良者的美好心灵，涤荡青年的悲欢苦闷的情绪，在真实、自然的生活描绘中，无不流溢着作者的鲜明的感情色彩。

由于作者的爱与憎都紧密地联系着全民族的抗战事业，所以作品的时代感，也就显得比较明确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