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高地有了名》也有明显的缺点。

由于作家对部队生活体验不深，所以人物刻划显得不够丰厚，该深入挖掘的地方，作者的笔力明显软弱，拘谨。

这完全是生活不足所致。

老舍在小说的后记中说：&ldo;体验生活应该是长期间的事，大致参观一下是不中用的。

没有真实的生活写不出文艺作品来。

&rdo;作者自己的结论是诚恳的。

尽管如此，《无名高地有了名》毕竟实现了作家写英雄的愿望，表现了作家的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可贵的政治热情。

五个月的朝鲜战场生活是珍贵的，一部分量并不重但却体现了作家的真情实感的书，也是珍贵的。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老舍在《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注：见《老舍写作生涯》。

）一文中说：&ldo;今年下半年，假若条件许可，我希望能到部队去，写一两篇描写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

假若这计划能实现，我就又有机会和青年战士们在一起了，那够多么幸福啊!&rdo;由此可见，老舍对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五个月的共同生活，是十分怀念与珍视的，他和战士们的感情也是极为深厚的。

&ldo;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rdo;

建国以后，老舍的政治热情一直十分高涨，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人民政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热心为人民服务，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爱戴。

回国之后不久，他就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后来又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

对于这些任职，老舍把它看作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尽心尽力，热诚工作。

在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体察一般居民的情绪，了解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并在市人民政府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加以反映。

譬如关于如何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救济贫民问题，老舍就曾在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过相当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认真地采纳了。

繁重的社会活动占去了老舍相当多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他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办公、开会或从事其它社会活动，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

他的腿有病，经常拄着手杖参加会议或进行社会调查。

有时腿疾加重，疼痛难忍，也不住医院。

当有些青年人写信问他忙不忙时，他回答说：

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

在咱们之中，&ldo;懒汉&rdo;是最可耻的称号!

我应当忙!只有大家忙，我也忙，我才有脸见人!假若有点小病我即卧床不起，或抓个机会就请三天假，被称为&ldo;懒汉&rdo;，可真不得了!我宁愿忙死，也不甘作&ldo;懒汉&rdo;!（注：《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

）

这些话是一九五五年说的。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五年多的时间，他不光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还写了《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四个话剧，写了《柳树井》等一大批通俗文艺作品，写了中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评论等，他的创作量是惊人的。

周扬曾经称老舍是&ldo;文艺队伍里的一个劳动模范&rdo;（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见《文艺报》1956年第5、6期。

）。

这个评价，是既中肯又确切的。

一九五六年以后，老舍的社会活动有增无减，腿病也加重了，同时他的写作量却增加了。

老舍说：&ldo;我要不断地劳动，象劳动人民那样热爱劳动，从劳动中尽到责任，得到生趣。

&rdo;（注：《五十而知使命》，《小花朵集》。

）我们只消把他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所写的作品加以统计，就可以看出，文艺队伍里的这位劳动模范，为了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这个期间他创作的大型作品有：话剧《西望长安》（一九五六年）、《茶馆》（一九五七年）、《红大院》（一九五八年）、《女店员》（一九五九年）、《全家福》（一九五九年）、《神拳》（一九六○年）、《宝船》（一九六一年）、《荷珠配》（一九六一年）;京剧《十五贯》（一九五六年）、《青霞丹雪》（一九五九年）;儿童歌剧《青蛙骑手》（一九六○年）;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一九六二年）。

这样巨大的创作量，在我国同期的当代作家中，的确是首屈一指的。

在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话剧创作。

就艺术成就讲，《茶馆》当居首位。

在这个剧本中，老舍以北京一座大茶馆的兴衰为线索，反映了从清朝末年到全国解放前夕五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