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颇得列宁赏识，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发言。

“一大”

代表们对他印象不错。

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

但是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颇不以为然。

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

、“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

，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

。

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乐观和希望，认为它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

。

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

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

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过来的声音。

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的起源。

孙中山注意到列宁是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注意到孙中山是通过中国的辛亥革命。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在一篇临别演说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

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列宁对这篇演说词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这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

，“迫使我们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

列宁把对中国革命的希望主要放在了孙中山身上。

1918年，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帝国主义干涉者压得喘不过气，而通向中国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军团、社会革命党人、高尔察克匪帮切断的时候，列宁就询问过，在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旅俄中国工人中间，是否可以找到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勇士。

列宁与孙中山两人虽未谋面，但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