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这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

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资助的责难吧。

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末了，孙、汪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

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他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

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

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

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

我以为做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

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

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

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和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

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1926年10月底，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和10支火焰喷射器等。

此外，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

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

。

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并派乌斯曼诺夫（桑古尔斯基）为冯玉祥的军事总顾问，帮助他指挥国民军作战。

所以当蒋、冯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