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

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了张国焘。

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谈成僵局。

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

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飞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

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

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

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

了。

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

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

他大部分时间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

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

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

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儿钱吧？”

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儿钱，再坐一会儿，就走了。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

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