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

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

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依然异常重要。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工人运动。

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

对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元至40元生活费。

尽管“二大”

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的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

陈独秀在“三大”

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

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一百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

所以，尽管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量，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共产国际的援助给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巨大帮助。

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成的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首先是陈独秀。

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俯首听命。

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其所言极是。

问题是，连从监狱里解救你的钱都要别人支付，还怎么独立于人。

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以后，还想保持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兄弟关系”

，只能是书生意气的一相情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