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与风险成正比。

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

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

1920年5月，李大钊认为自己和陈独秀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刻，对于俄国情况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

陈独秀的想法则不同。

他说“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

。

陈独秀以为他的建议要容易实行一些。

后来自己真的“边学边干”

了，才真正体会到“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

不知要难上多少倍。

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曾经叱咤风云，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

的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固然有他的错误，但面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大革命失败后他还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了。

《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

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

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

，“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

。

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

——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

；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