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也在台下鼓掌。

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

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

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伤亡两千七百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

。

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

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个人署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

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

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

。

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

、“跃进形式”

和“急进形式”

；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

；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

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

、“没有一次收效”

。

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

，“这是军委最大的”

、“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

，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

，“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到：“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

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

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

、“最严重的缺点”

。

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