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信的正确观点被统统推倒。

十几天时间，换成另一种观点、另一种态度，甚至是另一种不同风格的语言。

发出不同指示的却是同一个中共中央。

11月18日大转向的指示信发出两天之后，福建事变发生。

机会还未抓住，便已经错过了。

博古等人态度剧变的理由，来自共产国际。

11月18日指示信，完全是根据国际指示电拟就的。

当时苏联已同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善了关系。

苏联的态度决定着共产国际的态度，国际便不支持红军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

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说：“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

；“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

；“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

。

共产国际的态度又决定了一系列态度。

11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声明，未预闻福州之事。

11月28日，莫斯科《消息报》称福建政府与真正革命运动毫无关联。

《真理报》说福建事变将引起日英美在中国斗争，暗示蔡廷锴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

国际派来的正式军事顾问弗雷德向苏区提出计划：一旦蒋蔡开战，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阵地，越过赣江，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

认为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

的，还不仅仅是上海的弗雷德。

不少红军领导干部对南昌起义中叛变、在高兴圩与红军血战的蔡廷锴怀疑很大，好感不多。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

这已经不再是模仿共产国际的语言，完全是自己的语言了。

甚至还有所创造发展。

“告全民书”

号召福建人民起来，要求刚刚成立且困难重重的抗日反蒋政府武装他们，并开展罢工、抗租抗税、没收资本家企业与财产、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要求福建政府立刻收回日租界与关税，逮捕卖国贼及汉奸，与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决战；“告全民书”

还在最后警告，只有两条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

蔡廷锴等人，不反蒋是蒋介石的帮凶，反蒋仍是蒋介石的帮凶。

蒋介石却不知道蔡廷锴仍然是他“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更不知福建政府是“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他只知道这一猝不及防的突变不迅速扑灭，精心构筑的“围剿”

计划便要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