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普纳带的队伍还是输了球。

眼看他也不过一个凡人，“施大爷”

的称呼也变成了“施老头”

终而“死老头”

。

施拉普纳与李德同乡，同是德国人。

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

他训练严格，要求标准高。

但到中国来教球，对中国的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不是很了解，也无法翻手之间就能使中国足球起死回生。

当初就是寄希望于李德，希望他带来先进的战略战术粉碎蒋介石的“围剿”

。

虽然不过是足球，20世纪90年代的施拉普纳，也颇像20世纪30年代的李德。

先把外国人捧足、后把外国人骂足的我们，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又在哪里？

李德尴尬地夹在北洋水师的汉纳根和国家奥林匹克队的施拉普纳之间。

毛泽东1949年写一篇《别了，司徒雷登》。

1939年，他却没有写一篇《别了，李德》。

20世纪90年代，更无人去写《别了，施拉普纳》。

无人写，也没有关系。

1888年诞生的《国际歌》就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还有那个“九一八”

事变的急先锋、昭和军阀集团中最富战略头脑的石原莞尔。

1931年因为不能直接吞并中国的东三省，石原莞尔声泪俱下。

1937年“七七”

事变后，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不赞成扩大侵华战争。

当时石原莞尔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跃升为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

陆军大臣杉山元夸下海口“一个月左右解决事变”

，石原莞尔却不这么看。

他觉得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敌、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敌，日本军队都有把握战而胜之，但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敌就非同小可，日本将很难从其中脱身。

他主张把准备对苏联作战放在首位，不能再扩大侵华战争。

日军攻入南京前，石原莞尔见中国抵抗力量如此强大，更主张早日讲和，认为否则日本将陷入中国泥沼不能自拔。

如此不但增强中国方面抗日的意志，更会使中国共产党势力壮大。

所以，应趁蒋介石还掌握全国统治权时与其媾和。

当时日本政府也考虑通过德国的调停与中国讲和。

但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全胜已经指日可待，向即将战败的中国提出讲和是不合时宜的；甚至从来宣称以文官政治为己任的首相近卫文麿也坚决主张打到底。

这场争论中，赞成扩大侵华战争一方由于有天皇支持而取胜。

石原莞尔是失败者。

这时天皇裕仁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1937年9月初，裕仁提出在宫城内成立帝国大本营，但后来大本营直到11月中旬才组成，一半原因是上海战事的拖延，另一半原因是他给参谋本部的一些指示被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束之高阁。

石原说他忘记了。

大胆的石原当了作战部长依然那么大胆，连天皇的指示不合自己心意也随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