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说的“本人文件”

，即审讯前两个月写好的《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

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

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唯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

工农劳苦人民解放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

此即予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柏文蔚）后来对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忙也帮不上。

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陈独秀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死前贫病交加，但风骨不改。

已是国民党官僚的当年北大学人罗家伦、傅斯年亲自上门给他送钱，他不要，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

弄得二人十分尴尬。

国民党交通部长、当年在北大教德文的朱家骅赠他5000元支票一张，他拒之。

朱托张国焘转赠，又拒之。

张国焘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

他在江津住两间厢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遇大雨满屋是水。

屋内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

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一幅岳飞写的4个大字的拓片：“还我河山”

。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

。

一个人死了，装进棺材钉住，他的历史便完结了。

既不会爬出来为将来增添什么，也不可能把过去再减少一点儿，可以对其一生功过是非作评定了。

这也是理想。

凡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往往在“盖棺”

很久之后，人们仍在对他争论不休。

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

他最先鼓吹革命，后来又走上另一条道路。

中国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怎样革法……他以不惑的气概迎接这个世界，又带着一个又一个不解之思索，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独秀生前说：“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文化大革命中，因墓碑早毁，四周杂草丛生莫辨，使他免受了如瞿秋白墓地那样掘骨扬灰之灾。

1979年开始重新评价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