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听说官兵到达柯柯乌苏，番贼已逃走，大军追到马庆雪山就停了下来。

回兵时将雍沙地方的番人营帐洗荡一空，捉获了五十七个冬都鲁人，派西宁道文桂解送到省城，命令我、明谊和文桂一起会审。

十月初，西宁道文桂将人犯解送臬司衙门。

当时，臬司明谊因为办案去了京城，代理臬司的是巩秦阶道（康熙二年置洮岷道，领巩昌府、秦州、阶州，乾隆二十八年更名巩秦阶道）朱其镇，号九山，浙江人，和我是已丑同年，在翰林院又一同共事多年；等到他外放甘肃道员时，我正任陕西督粮道，还资助了他路费四百两。

我来到甘肃，九山兄因为老病不支，想再升一级后就归隐田园，恰好臬司出缺，我就致函琦相商量让他代理臬司——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一次是害了他，又委任庆阳府知府步际桐代理兰州知府，后者也是已丑同年。

文桂将犯人解交，朱其镇邀我一起查点人数，按照从西宁带来的口供，让翻译马图逐一传问。

据马图禀报，所有人犯都没有翻供。

第二天，代理臬司朱其镇会同代理兰州府知府步际桐等，在臬司衙门逐日审讯，至于说他们是如何讯问的，委员从未向藩司衙门通报过。

因为刑名案件属臬司职责，况且又有臬司亲自督审，我也就不便过问。

到十月底，人犯供招已定，臬司又邀我和文道台一起过堂，犯人口供虽然听不懂，不过看他们的表情好像也并非勉强。

后来营中将这些番人抢劫的证据送来，也都是步际桐与臬司还有各位委员一同核对的，我一概不知。

上报后，琦相再次过堂。

第二天，琦相对我说：“这些人供词切实可靠，杀了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次出征，琦相认为青海办事大臣哈勒吉那养痈遗患[1]，既不能震慑番匪，迫使他们早日回到老巢，又不能纠察汉奸，阻止他们互相勾结；而且青海办事大臣衙门里的书役、翻译有很多人也与番贼勾结，希冀坐地分赃。

琦相到西宁后，并没有请哈勒吉那一同剿贼，等到事情完毕，又不一起联名上奏，简直就把哈勒吉那看作一个赘疣[2]。

哈勒吉那心里非常害怕，又受人挑拨，就弹劾琦相“滥杀良番，恐开边衅”

。

皇上三次命令琦相明白回奏。

琦相反复疏陈，并弹劾哈勒吉那“素不识字，惮于用心，属下的书役、翻译，半通番匪；对境内旅馆窝藏盗贼全不查处；对蒙古约束不严，也不善于约束”

。

奏折送上去后，皇上心中疑虑仍然没有释怀。

当时皇上登基不久，广开言路，大小臣工都想趁机好好表现一番。

琦相几次被参劾，列出的条款有很多根本就是污蔑和诽谤，完全不合情理的事也敢妄陈。

琦相厄运将临，番匪幸逃诛灭，这大概是上天注定的吧！

此前皇上下令各省督、抚大胆举荐或弹劾，我虽然不才，但承蒙琦相看重，写进了举荐的奏章，我几次坚决推辞，琦相没有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