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飞机。”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笔费用，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大卫有几次乘私人飞机来看我，可我还是理智的，从未想过要花那么多钱去什么地方。

那确实是一大笔钱，因为时间仓促，我们只能乘他们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而那是一架大飞机。

正当我们要登机时，我父亲打来了电话。

露易丝生了一个女孩。

他说他会在斯坦斯德等我们，然后直接带我们去医院。

尽管飞机已经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点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哥本哈根，因为在午夜之前我们不能回到英国，因为“境外免税年”

，更糟的是，我们的会计师通知我们，新的工党政府废除了“境外免税年”

。

我们可以现在就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应缴的税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颁布之日。

最后，算上所有额外的飞行费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一分钱也没省下来。

可怜的露易丝分娩不顺利，最后医生们只能用产钳把婴儿拉了出来，因此小孩的头成了奇怪的圆锥形，每个人都在说:“多漂亮的小孩啊!”

可是我心里想:“不，她不漂亮。”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才得以休息。

为了训练不迟到，大卫一大早就飞回了曼彻斯特，我则回医院陪了露易丝一天，然后乘飞机去了赫尔辛基。

如果在午夜之前不离开英国，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样冗长而毫无意义:我们得去伦敦参加彩票抽奖节目，因此我们离开赫尔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达伦敦。

第二天半夜之前，我们在回奥斯陆的路上，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我们的下一次音乐会，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见到利伯蒂，这是露易丝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神韵”

演唱组的《幸运的人》。

在去医院的路上，那应该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机响了。

“你好，维多利亚”

——是安德鲁·汤普森，“辣妹”

的律师——“方便说话吗”

?

他并不总是这么谨慎。

“什么事”

?

我能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

“洁芮要离开乐队了。”

这些话停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