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交接时我二十三岁。

那是个充满大胆期待的时代，许多人相信一个新的纪元即将展开，相信二十世纪的来临将成为人类的转折点。

他们以最新的科学进展为例，预言未来的社会将有极大进步。

他们说，在即将来临的时代里，贫穷和饥饿终将消失。

如同世人在新的年度开始时立下殷切的新希望，在新世纪开始时，这个世界似乎决心要朝好的方向改变。

谁能预见接下来那几十年会出现恐怖到超乎想象的两次世界大战、集中营和原子弹。

对我来说，未来充满了希望。

跟拉穆卢合作演出的音乐会结束之后，我几乎在一夜之间广受肯定。

音乐会或独奏会的演出邀请多到让我应接不暇。

突然之间，所有的门都向我敞开。

对一个站在事业开端的年轻人来说，那是醉人的醇酒，但我明白是因缘际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我的确很努力，但我也非常幸运。

除了与生俱来的天分之外，我幸而拥有与众不同的父母，拥有与克里斯蒂娜王后的友谊，拥有像墨菲伯爵、莫纳斯泰里奥、布里顿和加西亚这样的教师。

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我的一部分，少了他们其中任何一位，我就无法成为今日的我。

这话不仅在当时是真实的，现在也一样真实。

这就是为什么我心中永远怀着感激，永远记得自己所欠的恩情。

事实证明，巴黎之于我，就跟弗朗索瓦·赫法尔特所说的完全一样。

那是“美好时代”

，巴黎真正是世界文化的中心。

那座城市是创造力的圣地，多如繁星的文艺人士以巴黎为家，在巴黎工作。

这座城市有熙来攘往的街道、露天咖啡座、卖栗子的小贩，屋宇在古色古香的光泽中变得柔和。

短短几年之前，我们母子在这里经历了那般困苦，如今我在此地找到一种欢欣的气氛、新的兴趣，还有优秀的男男女女为伴。

当然，我的音乐让我跟乐界同行有了密切的接触。

我的朋友圈很快就包含进许多音乐界人士，像小提琴家尤金·伊萨伊和雅克·蒂博、钢琴家鲍尔和阿尔弗雷德·柯尔托、作曲家樊尚·丹第、乔治·埃内斯库、莫里斯·拉威尔、阿诺尔德·勋伯格和圣桑。

不过，和我交往的绝非仅限于音乐家。

我结识了艺术家埃德加·德加与欧仁·卡里埃、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作家罗曼·罗兰、哲学家亨利·柏格森。

他们都是颇具魅力的人物，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

我觉得跟柏格森的谈话尤其有意思。

我们彼此欣赏，那时候我常去见他。

起初我不明白这位知名哲学家为何会花时间跟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谈话。

我知道写作和在大学授课让他有多么忙碌，而且我觉得自己的知识那么有限，他却如此博学。

可是他向我保证他从我们的谈话中学到很多。

“直觉”

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当然，他针对这一主题写过很多文章。

他对音乐中的直觉尤为好奇。

我一向认为，不管是作曲还是演奏音乐，直觉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技巧和智力当然不可或缺，一个人必须能掌握演奏一件乐器的技巧，以求发挥这件乐器的完整潜力，而且必须运用他的智力来探索音乐的每一个面向，可是，说到最后，直觉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