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我在圣萨尔瓦多跟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家人道别，离开故乡前往法国。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

从那之后，我就流亡在外。

[1]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931-1935）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二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均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时期。

[2]法文中，第二人称有敬称与昵称，使用昵称意味着彼此的关系有大进展。

——译者注

[3]加蓬西部城市。

第十二章流亡，以及流亡以外的

我们要跋涉多远，经过陌生的国度，感觉如此疲惫。

这个充满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世人多少次目睹悲剧性的逃亡，看着难民大批逃离故乡！

每一场大逃亡都是人类苦难的长篇故事，一九三九年初，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难民的逃亡尤其骇人。

在严冬中，五十多万名难民越过比利牛斯山，男女老幼在酷寒中吃力地穿过山中狭路。

离开巴塞罗那的路上全是大批难民，有些搭乘汽车、卡车和马车，另有成千上万的人徒步而行，带着少得可怜的随身物品。

许多患病和年迈之人在这个悲哀的行列中死去。

夜里，在冰冷的雨雪中，难民睡在乡间道路上，或是公路旁边的原野上。

逃往法国边界的途中，他们挨饿受冻，还一再遭到法西斯分子飞机的轰炸。

而西班牙最优秀、最高贵的人民就在这批难民当中，士兵和诗人、工人和教授、法官和农民，他们拥护自由，不愿向暴政低头。

你或许会以为当这些受苦的勇敢人民抵达法国后，他们会得到同情和尊敬。

唉，事情却并非如此。

法国的达拉第政府是不久前和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的同一批政治人物，他们对这群反抗法西斯的难民没有太多同情，之所以不情愿地给予西班牙共和国人民政治庇护，乃是迫于舆论压力。

这些边境发生的事，都是那些饱受惊吓来到巴黎见我的同胞告诉我的。

“我们的同胞被送进有武装警卫的集中营里，”

他们告诉我，“他们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公正，就仿佛他们是敌人或罪犯。”

我简直不敢相信居然会有这种事，可是没多久我就亲眼看见了那些集中营。

我在内战即将结束前抵达巴黎，我亲爱的朋友莫里斯·埃森伯格夫妇坚持要我住在他们家。

他们以善良心灵的温暖，满怀爱心地照顾我。

然而，再多的关怀也无法抚平我心中的痛苦。

席卷祖国的那场灾难淹没了我。

我知道佛朗哥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展开的报复行动，也知道有几千名男女遭到监禁或处决。

暴君和邪恶之人把我心爱的国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

起初我不知道我两个弟弟和他们家人的情况，我听说法西斯部队占领了我在圣萨尔瓦多的家。

想象这些事情实在太过可怕，但我无法将它们从脑海中逐出。

这些事在我心中汹涌起伏，仿佛自己淹没其中。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放下所有的窗帘，坐着凝视黑暗。

也许我希望在黑暗中遗忘这一切，从而减轻痛苦。

然而，无穷无尽的景象在我眼前闪过：我在战争中目睹的恐怖、儿时的情景、亲爱之人的脸孔、废墟中的城市、哭泣的妇孺。

我在房间里待了好几天，走不出房门。

我没办法见任何人，或是跟任何人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