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传说，当然一时无法确定其可靠性究竟怎样，但无论如何，它们却反映出一个现象:曹雪芹在被迫离开自已的家园以后，有一个时期先是流落于城内外各处，为了生活，不安厥居，屡经播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老人传说:曹雪芹在极穷困时曾住过某王府的马厩。

这现象，是大略符合曹雪芹当时的生活条件情况的。

这段时期的播迁流浪，从曹雪芹的生活变化来看，是窘困艰苦的，可是对他的思想发展来说，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阅历。

他们这种“奴才家世”

的几世几代，这历尽了种种的辛酸屈辱，饱谙了满洲统治集团的种种丑态内幕，眼见了无数的可笑可骂、可歌可泣的事故，本来已是牢骚满腹、感慨无穷的，但是只有到曹雪芹这一代这一时期，才有机会真正和统治集团圈外的世界接触，这样就使他视野阔大，头脑清新，把狭隘的牢骚感慨逐渐转变成为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和愤怒。

他的叛逆性格和思想在这一生活阶段所获得的发展和成长，对他的《红楼梦》的创作是无比重要的。

十三　被钥空房

曹雪芹虽然后来落拓人间，为世俗所不容，和封建社会发生了矛盾冲突，但是他生平碰到的各种压力和打击，很自然地还是从家庭方面而开始的，他的叛逆的性格和思想、行为，必然先就和封建大家庭的&ot;堤防&ot;相遭遇。

只要他不愿向这一道堤防低头降伏，那就一定得和它作斗争，和维护封建秩序的家长正面交锋陷阵。

看来，青年的曹雪芹是这样做了的，--否则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后来的曹雪芹那样的人物和作家。

而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的推论，也还不无记载线索可寻，足供参证。

本来，像曹雪芹这样的人，一则既不是为当时封建士大夫所喜欢的，二则他本人又不是什么名流显宦，自然也不会受到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三则他家是曾因政治事件抄过家的，当时也很少愿意甘冒忌讳而提及他们这种人物和事情的，所以这个&ot;名不见经传&ot;的人，其有关传闻，即在当世也不会是很丰富的（这也就是涉及他的文献资料极端缺乏的原因）。

虽然如此，那时候还是有些人知道&ot;曹雪芹&ot;这个名字和这个人物的一些影子--尽管那影子是十分地朦胧模糊。

乾、嘉时期的文人，还是颇出我们意外地有几位居然记载下了点滴的有关曹雪芹的情况。

像名诗人袁枚（1716-1797），就不止一次提到曹雪芹，并且知道他是曹楝亭（寅）的后人，--不过他误认为雪芹是楝亭之子，差了辈数，又说&ot;相隔已百年矣！

&ot;，而其实他正是雪芹的同时人，他说那话时是&ot;丁未&ot;（乾隆五十二年，1787）或略后，距雪芹去世才二十几年而已：这就是我所谓&ot;朦胧模糊&ot;的例子。

然而稍后的梁恭辰、毛庆臻等人，也都知道曹雪芹是&ot;老贡生&ot;&ot;汉军举人&ot;，无有后嗣，身后萧条，等等情况。

这大致还是和事实符合的。

由此可见那时还是有一些有关他的&ot;口碑&ot;在辗转传述。

长洲宋翔凤（1776-1860），字于庭，是乾嘉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常州派经学家，由他这里也传出一件颇为重要的&ot;口碑&ot;来。

他说：曹雪芹《红楼梦》，高庙（乾隆）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

高庙阅而然之，曰：&ot;此盖为明珠家作也。

&ot;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

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云。

（注：《能静居笔记》，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

按此笔记，徐珂所著《雪窗闲笔》还曾见及，引作赵惠夫《能静居随笔》。

赵烈文，字惠甫（旧时表字，甫、父、夫三字常互用），其母方荫华，有《双清阁诗》。

）这个传说乍一听来好像是有些离奇附会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