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ot;三年&ot;，时间上是否这样整齐，那当然可以容有怀疑的余地；如果这只是表示曾经这样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意思，那也就罢了。

重要的是，传说者还把《红楼梦》的创作和这段时期的被圈禁联系在一起。

《红楼梦》这部大书，是否就是在&ot;三年&ot;的期间之内写作完成的，那自然更难说一定。

不过我们知道，这部书曾经&ot;披阅十载，增删五次&ot;，而且在早确还有过像《风月宝鉴》这类的&ot;雏型&ot;初稿，则可见曹雪芹开始兴起创作这部小说的念头，是很早的事情。

他在青年时代&ot;放浪&ot;被钥的期间内而决定着手于这一事业，藉以消遣时光，抒发抑郁，完全合乎情理实际。

其实，这就是他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形式。

所以宋翔凤的传述，虽然过去一直未有人加以重视和研究，我们却不应该再掉轻心，轻加鄙弃。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使我们对曹雪芹的成长阶段的生活面貌、内心世界、创作动机、反抗精神，都增加了理解。

这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

如果上面的解释和推断去事实不致太远，那么我们也就同时可以了解，为什么曹雪芹设计写一部百万言的小说巨著，却要立意从一个封建大家庭（包括几门命运相联的亲戚）的兴衰史下手，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出现像贾宝玉那样一种具有叛逆性格、和封建主义发生冲突、向它进行反抗的主角人物的艺术形象了。

（注：这自然是就曹雪芹这个十八世纪古代作家而言的，也就是就其心理活动、创作动机而言的。

若就作品而言，就作品的客观展示而言，当然这两者就既有联系而又颇有区别。

从后者来说，当然不只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一个叛逆子弟的问题，其艺术反映所包者自然要广阔得多了。

）。

十四　身杂优伶

由于乾嘉时代人的传闻记载，我们得以知道曹雪芹和他的封建家庭的矛盾冲突的经过。

这事情的梗概和实质意义，是比较鲜明的，但是其中的细节，却已不可得而详，连想象也很困难了。

说曹雪芹是和封建家庭发生了矛盾冲突并作过反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那种矛盾、冲突、反抗的具体事例和表现，却又不一定全部都是足以为今天的我们所赞美的东西。

原因是，一则曹雪芹既不是圣贤化身，也不是英雄人物，他只是一个满洲八旗世家出身的子弟，他的思想感情本身就是十分复杂而具有矛盾面的；二则他生活于距今两个世纪以前的封建社会里，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风气、以至旗人阶层的特殊传统习俗，等等，都同样对他发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他不可能是&ot;游离&ot;于时代社会之&ot;外&ot;的。

正因此故，借助于那时候的一般情况和一些事例，来&ot;从旁&ot;说明曹雪芹的问题，就不但是不得已的办法，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八旗人，特别是满洲上层成员，在一切方面，都享有特权，在生活上，也受尽了&ot;照顾&ot;。

官高禄厚和按月领薪的有职务差事的不待更论，其余闲散人员，也同样是在京城内外赏给住房，近京五百里圈内拨给地产，这还不算，又发给&ot;口粮&ot;，七岁以上，即给全额（六岁以下减半），喜丧年节，还另有&ot;恩赏&ot;（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到贾府过年，族长贾珍派贾蓉去领年赏，领来一个&ot;黄布口袋，上有印就是&039;皇恩永锡&039;四个大字&ot;，&ot;恩赐永远春祭共二分&ot;，就是描叙旗家过年的恩赏的事例。

）。

于是这无数的剥削、寄生者（而且他们是日益滋生繁衍的，据粗略统计，从入关初到乾隆初叶，八旗人口大约增至六七倍之多）就得以一味游手好闲，专门考究鲜衣美食，追求各种玩好享乐之道，奢靡奇巧，蔚为风气。

因此，他们的&ot;收入&ot;永远不能供他们的耗费，不久就陷入了&ot;贫困&ot;之境，八旗&ot;生计&ot;问题（这也要分别看，其中有被剥削阶级的旗人的生计破产问题，也有剥削阶级的奢纵败落的问题。

这里主要是指后者），遂成为康、雍、乾时代（当然我们只谈到乾隆朝为止）的一件极伤脑筋的事情；朝廷累次想办法&ot;救济&ot;，诸如编制&ot;养育兵&ot;，豁免亏空，代赎售地，给还入官产业，赈米，赏借等等，不一而足。

单是康熙朝两次整批的赏赐，就有一千二百万两之巨！

其后较为零散但也是动辄数百万两的赏、贷、免，不可以数计。

但是，这种浇汤沃沸、火上添油的办法不但&ot;救&ot;不了这些人，反而大大助长了他们的寄生倚赖性和挥霍风习。

由于这样，便产生了大量的八旗纨袴子弟，这些&ot;哥儿&ot;，凭着他们的&ot;天恩祖德&ot;、特殊条件，一无所事，每日只是游荡戏耍：饮宴，赌钱，听戏，唱曲（注：那时叫做&ot;唱档子&ot;。

乾隆诗人蒋士铨《忠雅堂诗集》有《唱档子》诗，又有&ot;花档小唱&ot;之名。

参看邹熊《声玉山斋诗》卷四《档子行》所写：&ot;华筵开，档子来：朱绳辫发金缕鞋，长袍窄袖吴绫裁。

琵琶轻拨腕如玉，宛转当筵歌一曲；曲中眉语目传情，烛光照面佯羞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