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绝不会发生兴趣；另一方面，又必须去走这种封建制度给他安排的路途。

这里便又发生了他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

我们读一读《红楼梦》，里面所反映的贾宝玉不爱读&ot;四书&ot;、深厌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见了。

曹雪芹的&ot;科名&ot;之有无与高下，也是无从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却记下过他是&ot;贡生&ot;&ot;举人&ot;&ot;孝廉&ot;等说法。

&ot;孝廉&ot;，就是&ot;举人&ot;的别称（虽然清代确曾举过&ot;孝廉方正&ot;，但那是另一回事）。

举人和贡生二说中，我以为后者较为接近事实（注：贡生说见于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时代较早。

举人说晚出。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亦取贡生说。

）。

但也还不敢遽作定论（注：朱南铣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释》据《八旗通志·学校志》中无雪芹之名，因此断定&ot;曹雪芹不会是一个贡生，但也许……是生员，故志书不载。

&ot;但又说：梁恭辰的话&ot;殆系得自其父亲梁章钜的座师玉麟所述&ot;（玉麟〔1766-1833〕满洲正黄旗人，曾充上书房总师傅，管理右翼宗学，并两次管理内务府包衣三旗事务），&ot;玉麟有机会接触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档案，此说谅有一定的真实性。

&ot;）。

总的看来，有一点是明显的，曹雪芹因为封建力量的驱迫，少年时不得不去走科举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只不过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

此后，便&ot;不干&ot;了。

不过，谈到这一方面，也还是不要忘记历史，只凭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想法去&ot;套&ot;古人的事。

说曹雪芹对科举这种东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并不错，但这又并不等于说他一定就拒绝参加科考。

他在小说中嘲笑&ot;进士出身&ot;的那些人的&ot;原来不通&ot;，就包含了另一层心理，即也要争一争谁行谁不行，大抵怀才之人没有不想使其所怀得有表现的机会的，而在科举时代要想显才也只有应考一条路可走，所以那个时代的才士，尽管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却也要争争榜上的名次。

而乾隆时候，恰好又是对满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内务府人员的报考问题，控制得异常严格，不让他们有显扬才名的余地（注：参看《红楼梦新证》页731-732。

）。

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当敦诚后来提到雪芹时竟会说出&ot;君才抑塞倘欲拔&ot;和&ot;三年下第曾怜我&ot;的话。

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就会指责说，敦诚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当然，曹雪芹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ot;功名&ot;的道路，而且也不是&ot;杂学&ot;的道路。

他所选定的，是&ot;杂作&ot;的道路，甚至是比&ot;杂作&ot;还&ot;低级&ot;得多的、为人所不齿的道路--写作小说。

十六　当差

曹雪芹是内务府旗人，所以他长大之后，一定要在宫廷当差作事，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

但他到底担任过什么差事，却也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一个题目。

在传说中，有的说他作过内务府堂主事，有的说他作过侍卫（注：前说见英浩《长白艺文志初稿》；后说仅出香山张永海口传。

）。

这种可能，自然是有的，然而想要再作进一步的考查，那就别无参证可求，因此我们对此不能作出什么叙述或推测。

内务府中各部门唯堂上和上驷院所属有堂主事，尚与雪芹身份切合，其品位在主事之下、笔帖式之上；和六部的堂主事皆系职掌文案章奏之例相类，也是管理档案性质的职务。

至于侍卫，乃是武职，其品级、类别也繁，就更无从确指了（注：传说中说曹雪芹所任为&ot;前三门（指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侍卫&ot;。

按前三门只有守兵，并无侍卫之制；疑系&ot;乾清门侍卫&ot;的音讹。

乾清门侍卫，仅次于御前侍卫，地位很高。

未知确否，疑不足信。

）。

在这些传说之外还有一说，则是他曾在宗学里作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