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雪芹的处境到哪里也是复杂的。

这次南来的遭遇，有几件事使他更叹命途之乖舛。

正如敦敏赠雪芹所说的，&ot;可知野鹤在鸡群&ot;，他的才华出众，易为人知，也易为人妒，同事中间，小人之辈，谮毁之言，久而遂多。

尹继善虽然爱才好士，扬风■雅，但全是正统一派人物，眼见雪芹的一些言谈行径，渐渐心有不乐之意。

尹继善是正人，倒出于一片好心，从他自己的正统观念出发，以为雪芹落到此等境地，是因无人&ot;导之于正&ot;，他就要设法挽救雪芹，而雪芹对于这种&ot;挽救&ot;，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根本不能接受。

这么一来，各无恶意，皆本素怀，可是误会既多，彼此都无法谅解：别人本是一片热心为他好，而雪芹看来那是不能苟从的道路；雪芹如要自行我素，不肯污于流俗，就必然被人视为狂妄无状，负义忘恩。

一个不能为世人所理解的伟大的哲士文豪，越是伟大，越是孤独，越是寂寞，--&ot;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ot;正是雪芹的最巨大、最深刻的悲哀。

雪芹本是为《石头》一记而仆仆南游的，不想最后事情也就出在这部书上。

这几年来，皇帝的主要的精力是花费在武事军情的调度上，但是使他颇为心烦的也还有文字科场，--&ot;文治&ot;方面的事情。

乾隆二十年，胡中藻&ot;诗狱&ot;事件发生，中藻被杀。

二十二年，段昌绪因收藏吴三桂叛清檄文、并加圈点评赞而伏刑，彭家屏因收藏明末野史，并其子皆处斩监候，家产籍没，家屏旋以撰《大彭统纪》赐死。

更奇的是，到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命大学士蒋溥去向张照的儿子张应田家里查取张照的文字笔札，斥之为诗意怨望，文字狂诞，为一&ot;丧心之人&ot;，竟说：&ot;迨至再跻显秩，叠受殊恩，苟有人心，则从前肮脏（注：肮脏（kǎngzǎng），幸直刚正、不屈不阿之貌。

曹雪芹写妙玉，曾用此词义，今人不解，乱加曲说。

其实此词自古以来即如此音义，我曾引郑燮、潘逢元词中&ot;飘零肮脏&ot;&ot;风尘肮脏&ot;为证，见《新证》页1055。

乾隆此例，尤为显确。

）激厉之词，亦当猛有铲削，而必将此刊刻流传，其居心又可问耶！

&ot;所以，对于&ot;人心&ot;的问题，一时颇为风雨满城，谈虎色变。

这时期乾隆皇帝不但&ot;外头&ot;事多，&ot;家里&ot;也觉烦心，皇八子永璇年少，不守礼法，最伤脑筋，他的师傅孙灏在二十三年已然得咎；二十四年秋天，永璇的岳翁尹继善也因为册送子弟乡试而不遵旨先自奏明，也受了指摘。

到二十五年春天，为了加强管教，乾隆不得不亲&ot;幸&ot;永璇府第，意在察看。

在清代，各种制度规定甚严，皇帝亲临臣子的住处，那是极为少有的特例，所以史官必书。

这次临幸永璇府，就是史册可征的。

正因如此，从早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极堪注目，那就是：乾隆有一次亲至某满人家，发现了《石头记》，并挟其一册而去（注：参看第三十二章。

），以致某人大惧，急谋删改进呈云。

--显然，这是《石头记》未有刊本、流传未广时候的事情。

从年代上推考，只有幸永璇府这一事件正相合符。

当乾隆查出身有&ot;内病&ot;的永璇竟尔偷看这种&ot;邪书&ot;，自然十分震惊恼怒，决心要弄清这部&ot;淫词小说&ot;的一切原委。

当这事的风波很快传到了水璇岳家尹继善那里，不觉目瞪口呆，--因为著书人就在他的幕席之间！

由是，风声汹汹，人言啧啧，顿时大为紧张。

尹继善毕竟还是厚道长者，不肯出卖楝亭的后人，就透消息给雪芹，让他赶紧托故离职，潜身他往，庶几可望避免多所株连，将关系的复杂程度尽量缩小。

于是，无可回避的雪芹，收拾行装，决意北返。

幸而永璇有力，多方弥缝遮掩，设法将事搪塞过去，一时未至酿成大案。

这就无怪乎敦敏在重阳节后意外地与雪芹重遇时，立即写出了&ot;秦淮残梦人犹在，燕（yān）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ot;这种万分感慨、无限悲凉的句子了。

二十七　脂砚

曹雪芹在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情形下写书，没有任何物质援助和精神慰藉，痛苦可想。

但是他却有一个亲密的人，成为他的唯一的支持者。

这人名氏不详，只留下一个别署，叫作&ot;脂砚斋&ot;，前文已略曾涉及。

从脂砚斋这里，曹雪芹却得到了援助和慰藉。

在曹雪芹当时的处境下，居然还有脂砚斋这样的人，真是难能可贵已极，使我们不能不对他发生很大的钦佩之情，我们应该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有一种意见极力低估脂砚斋这人和他给《红楼梦》所作的批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