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在一九五六年则说：&ldo;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

&rdo;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引自《&ldo;一大&rdo;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回忆：&ldo;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

&rdo;《袁振英的回忆》，引自《&ldo;一大&rdo;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四七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周佛海在一九四二年称之为&ldo;筹备性质的组织&rdo;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

陈望道在一九五六年则说，还是叫&ldo;马克思主义研究会&rdo;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引自《&ldo;一大&rdo;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现今可查到的这个&ldo;小组&rdo;的七位成员，七种说法。

查阅当年的报刊，则又有第八种说法，即这个&ldo;小组&rdo;名叫&ldo;社会党&rdo;。

一九二○年十月十六日《申报》上，曾披露这么一条消息：

&ldo;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rdo;《申报》称陈独秀为&ldo;社会党&rdo;，倒是有根有据的，因为陈独秀在这个&ldo;小组&rdo;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称&ldo;吾党&rdo;即&ldo;社会党&rdo;。

那是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八卷第一号《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

此文是由于&ldo;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rdo;，于是&ldo;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rdo;。

陈独秀的&ldo;略述&rdo;，令人诧异地提及了&ldo;吾党&rdo;：&ldo;吾党对于法律底〔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rdo;此处清楚表明，&ldo;吾党&rdo;即&ldo;社会党&rdo;。

下文，又一处如此行文：&ldo;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rdo;这位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文章，本来就引人注意。

他口口声声说起了&ldo;吾党&rdo;，警方马上意识到他组织了&ldo;社会党&rdo;。

正因为如此，《申报》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称之&ldo;社会党陈独秀&rdo;。

也有人称这个&ldo;小组&rdo;为&ldo;中国共产党发起组&rdo;。

不过，这是后人取的名称，并非当时的名称，没有被采用。

现在对于这个&ldo;小组&rdo;的正式的、统一的称呼，叫&ldo;上海共产主义小组&rdo;（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二○○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各地成立的小组均称为&ldo;早期组织&rdo;）。

对于这个&ldo;小组&rdo;，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如此论述：&ldo;实质上，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党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