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要他研究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这样，刘仁静小小年纪，读了许多马克思著作，开口闭口马克思如何说，人们送他一个雅号，曰&ldo;小马克思&rdo;。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刘仁静认识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

他们俩一个一口湖北话，一个一口湖南话，一谈起来就是一两个钟头。

在罗章龙、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那批无政府主义分子退了出去。

这是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

他们主张无组织，因此连小组的书记也不要。

于是，十人小组变为四人小组‐‐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

然后，这个小组又日渐扩大，发展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

这些新成员之中，大部分是北京大学学生。

例外的只是三位，即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常在北京活动），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一九二一年一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ldo;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rdo;，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不过，那时是&ldo;负责组织&rdo;，并非今日的组织部的工作范畴，而是指导、组织工人运动。

第五部分：响应&ldo;毛奇&rdo;和新民学会1

其实，早在张国焘、张申府这&ldo;二张&rdo;来敲上海渔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之前，一位瘦长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里拜访过陈独秀了。

这位二十七岁，来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便是毛泽东。

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已经结识陈独秀。

毛泽东在结束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之后，返回湖南的途中，曾于一九一九年初来过上海。

这一回，是他第二次来上海。

即是他又一次去北京之后，再回长沙，在一九二○年五月五日路过上海。

与陈独秀的谈话，给毛泽东以深深的启迪。

毛泽东曾与斯诺这么谈及：&ldo;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rdo;埃德加&iddot;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二至一三三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那时候的毛泽东，确实处于一生的&ldo;关键性&rdo;时期，他的思想正在处于根本性的转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