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垂坐船从上海来到了武汉，约董必武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

几天之后，吃过晚饭，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应约来到了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那里也是董必武借寓之处。

刘伯垂来了。

他带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文件，传达了陈独秀的关于在武汉建立&ldo;小组&rdo;的意见。

这是一次秘密会议，由刘伯垂主持。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来叫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就在这天建立。

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刘伯垂在&ldo;老虎&rdo;身边‐‐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挂起了&ldo;刘伯垂律师事务所&rdo;的牌子。

那里，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经常聚会之处，而&ldo;老虎&rdo;居然没有发觉这眼皮底下的红色目标。

一个多月，这个&ldo;小组&rdo;增加了两名成员：一位叫越子健，又名云诩，董必武的同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

据云是董必武介绍的。

另一位叫赵子骏，是武汉的青年工人。

由郑凯卿介绍加入小组。

张国恩由于律师事务忙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小组成立三个月后申明退出。

在一九二一年春，又有刘子通、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两人都是湖北黄冈人‐‐陈潭秋的同乡。

他俩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

李汉俊在一九二○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亲。

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过唯物史观，讲解过社会主义学说。

另外，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马马耶娃，还有北京大学的那位&ldo;中国通&rdo;鲍立维，曾访问了武汉。

他们住在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里。

马马耶夫本来想以教英文作掩护，帮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作。

无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国人，在外国人不多的武汉毕竟是太惹人注意了。

他们只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利群书社参观了一番，就不得不离开那里。

第五部分：响应山东的&ldo;王大耳&rdo;

共产主义之火，也在山东点燃。

&ldo;山东虽是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但讲到现在的新文化，却是幼稚得很。

别的不用说，单就专门学校而论，还是被一班贩卖日本古董客在那里专利，很带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从去年十月间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织了一个齐鲁通讯社，附设卖书部，专以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为营业。

通讯社虽以人的问题未能十分发达，卖书部却是一月比一月有进步，头一个月仅卖五六十元的书，到最近每天平均总可卖十块钱。

卖书部创设的本意，固然非以营利为目的，但营业扩充，即是证明山东学界想着研究新文化的也很有进步。

……&rdo;这则题为《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的报道，发表于一九二○年十月七日的北京《晨报》。

这表明孔子的故乡，也飘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这位在山东举起新文化大旗的王乐平先生，是中华革命党党员。

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山东的活跃人物，曾作为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前往上海，吁请上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的斗争‐‐因为五四运动的斗争焦点之一，便是要求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

王乐平在他住宅的外院创办了齐鲁书社，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