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诗坛乃至全民族的审美胃口实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补。

连胡适、艾青这样的大家都摇头侧目，只好慢慢地来了，此发展规律之必然。

其次，作品实在幼稚，佳作极少。

试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远远大于创造，长期竞争不过浪漫派和现实派，与法国祖师相比也有辱门风。

只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才勉强占领了几年制高点，不过，那已是中国化的象征主义了。

追求主体原因，则可看出诗人缺乏对诗歌发展规律的高层次把握，对古典诗歌修养不够，语言学知识欠缺，理论与创作分家等等。

终于，我们只好叹息一声&ldo;春风不度玉门关&rdo;了。

《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中似乎也隐隐包含了这种情调。

今天，把李金发这盏灯拾起来，只能是&ldo;自将磨洗认前朝&rdo;了。

由于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决，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风得以顺利地吹过来了，但可惜已不是春风了。

现代诗歌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新诗如何发展的重要依据。

亦步亦趋，终非久计;何去何从，有待深思。

舒婷与北岛，早已不再是少年时的江淹了。

现代派现代派，很多人可以把梦话拿去发表，标榜为现代派。

一切概念皆有其历史性。

现实主义倘若一味坚持&ldo;普天之下，莫非王土&rdo;，那结果必然将诗坛变成没有项目的奥运会。

一种体育项目，玩的人多了，奥运会就分给它一块金牌，以后没人玩了，没人看了，自然无人报名，项目自然取消。

但在体育史上，还是要研究它的起源发展、规模影响，谁拿过冠军，是否被观众认为粗暴野蛮不道德等等。

例如拳击，是应该改革竞赛规则，还是一律以公开斗殴拘捕呢?

我有个想法，觉得诗歌这种形式在人类的艺术史上进入了晚年。

记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过相似的观点，颇为欣慰。

我认为，对现代派诗歌的研究最能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或肯或否，因为现代派是新诗艺术的珠穆朗玛峰。

（发表于《敦煌诗刊》2002年卷）

正打歪着篇北京人的口头语

北京人有两个口头语：&ldo;就是说&rdo;和&ldo;等于是&rdo;。

用这两个口头语可以连接任何上下文，例如：

&ldo;您喜欢张艺谋的电影吗?就是说他那电影吧特有个性，等于是你一看开头就被它给吸引住了。

&rdo;

&ldo;我觉得咱们中国足球肯定没戏，就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就不适合踢足球，等于是陪人家老外白玩儿。

&rdo;

北京人的一大段话中往往塞进了许多&ldo;就是说&rdo;和&ldo;等于是&rdo;，而上下文之间却经常并不存在可以等价替换或者相互阐释的关系。

北京人就是这样，把本来没有关系的万事万物都&ldo;等于&rdo;和&ldo;就是&rdo;到一块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侃得云山雾罩，有时自己也忘了到底要说什么。

他们并不注意事物间客观上的具体联系，而主要是为了求得主观上的表达愉悦，图个说得&ldo;嘎崩流利脆&rdo;，说完就完，谁较真谁傻冒。

用个时髦的学术名词，叫做&ldo;能指的游戏&rdo;。

北京人是语言艺术大师，但不是语言大师，更不是生活大师。

他们在玩弄语言中得到了许多幸福感和优越感，但也有被语言所玩弄了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被生活给玩弄，被那些语言能力平庸，甚至是结结巴巴的外地人给玩弄了。

只有那些聪明的北京人，能够放弃这两个舒服的口头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实事求是地看世界，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