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汉城条约》的签订，并不如李鸿章所愿是&ldo;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rdo;;而是日本政府按其既定方针，嗣后要求与清廷展开双边谈判，以讨得更多便宜的开端。

日本策动并参与政变，本已理亏，在军事上又是失败的一方，有什么资格向胜利者讨价还价呢?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看透了清廷外交政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本质，也把握了正与法国作战的清政府不愿两线作战，力求息事宁人的心理。

而日使竹添逃离汉城前留下的一封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信件，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所谓的根据。

1884年12月6日（旧历十月十九日），袁世凯等带兵入宫之前，曾致信竹添说明理由：

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护国王，昨日朝鲜内乱，杀大臣八九人，现在城内外军民不服，据报告有入宫环攻贵部的说法。

弟恐国王再受惊吓，又恐贵部遭受围困，因此才敢率部进宫，一以保护国王，一以援护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专此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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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自辰刻（早7‐9时）发出，至末刻（午后1‐3时）仍无回信，袁等即于申刻（下午3‐5时）带兵强行入宫。

实际上竹添早已收到信函，但直到7日，政变已彻底失败后，竹添为推卸责任方复函袁世凯等，声称自己是奉韩王手谕入宫护卫，而昨日&ldo;会接手翰，未及拆视，贵国兵队闯入宫门，乱发小枪。

弟恐祸及大君主，不得已亦应发小枪，以尽保卫之谊88。

&rdo;为自己预留退步并嫁祸于人，这是竹添的狡猾之处。

188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ldo;决意主和&rdo;，并派伊藤博文（时任日本宫内卿）、西乡正道为正副使前往中国进行甲申事变善后问题的谈判。

日本在谈判开始前，针对清廷的畏战心理，大造中国如不从朝鲜撤军，日本不惜一战的舆论。

先声恫吓的同时，伊藤博文又向清驻日公使徐承祖示好，说自己&ldo;平素力主中日必须和好的主意，及此次奉命，仍未失其初心89。

&rdo;此外，日本还请英国驻华公使以调解的名义向清廷施加压力。

伊藤途径上海时，还与在沪的法国公使巴德诺会面，刻意制造日法欲联手对付中国的假象。

3月11日，清廷任命李鸿章、吴大翨为对日谈判的正、副使，谈判于4月2日开始。

伊藤根据政府的指令，提出三项要求：一、清军撤出朝鲜;二、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三、抚恤事变中日方商民。

这三条的核心是迫使清军从朝鲜撤军，因为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日本的图谋均因清军的行动而受挫，故把清军的存在视为实现其目的的最大威胁和障碍。

谈判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的不成熟。

首先，在朝鲜已获军事和政治胜利从而具有优势的清廷，没有乘势追究日方的政变责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谈判方案，而是围绕日方的三条反复辩难，放弃了主动权。

其次，由于朝廷一开始就抱定了&ldo;和&rdo;的宗旨，在谈判中只有退让一种选择，以至于每当日方以罢谈回国相威胁时，清廷就不得不做出让步，委曲求全。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李鸿章主持洋务多年，是当朝重臣中最懂外交的，在谈判中主要靠他拿主意，但因谙于国际公法，以致落入伊藤的圈套而懵懂不觉，对策失误，损伤国体，且贻大患于将来。

起初，对日本的三条，清廷的态度是，撤军一事可以商量，对其他两条则断然予以拒绝。

在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之全权大臣时，即明确电示:&ldo;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rdo;。

在谈判开始后亦曾电示：&ldo;朝鲜防营并无错误，日使所请惩处，断不可行。

中日兵均有伤亡，两毋庸议90。

&rdo;在谈判相持不下时，伊藤每每以罢谈回国为要挟。

4月7日（旧历二月二十二日），在中日第三次谈判中，伊藤因中方拒绝赔恤日本商民而&ldo;词色怫然&rdo;，暗示下次再谈不妥即要罢谈返日。

其实，中方同意谈判撤军问题，伊藤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望达到，他是绝不会退出谈判的。

但李鸿章却沉不住气了，担心谈判破裂，引发战争，故于次日向清廷建议：&ldo;议处营官、赔恤难民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捭得转场而固和局。

&rdo;李认为，&ldo;日人最贪小利&rdo;，而&ldo;即使加恩优恤，谅不过数万元91。

&rdo;总署遂于10日（旧历二月二十五日）回电同意以朝鲜名义&ldo;酌加抚恤&rdo;，而&ldo;此项银两可由中国发给朝鲜暂付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