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直隶在庚子变乱之后，百业凋敝，袁世凯为收拾这个局面，重用了老世交的子弟周学熙，这又反映出袁世凯在识拔人才方面过人的眼光和魄力。

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号定吾，又号止庵，安徽建德人。

光绪癸已年（1893）顺天乡试举人，此后屡次会试不第，遂弃举业转攻制艺。

1898年6月，周受当时北洋大臣裕禄委派，会办开平矿务局，10月升为总办。

八国联军进攻津、京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擅自将开平矿股权转让于英国墨林公司，周愤而辞职，转赴山东投奔袁世凯。

周所以投袁，在于袁世凯与他的父亲周馥是世交，袁的堂叔袁保龄与周馥同在李鸿章幕府多年，交情很深，袁初入仕途时，周曾多方照拂。

而周学熙在山东主要是帮袁开办铜元局，不仅成效显著，而且表现出了杰出的理财能力，正是袁世凯作为行政长官所亟缺的人才。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虽生长于官宦人家，但绝无纨绔恶习，生活朴素，操守颇严。

民国初年任财政总长时，仍穿着家乡的土布袜子，一向黎明即起，午前8时准时到部视事，&ldo;居官刚介，为杜绝干谒之渐，遂严禁子弟入公门。

有过门入者，严厉呵斥不贷28&rdo;，使财政部风气为之一变。

他&ldo;于往哲中，慕范文正（即范仲淹，文正为其谥号）之为人，尝以裨益民生为己任29。

&rdo;而且&ldo;平日不作高论，惟脚踏实地，逐步施行，赴之以敏，守之以勤，持之以恒30。

&rdo;由于周所具有的这些能力和品质，使他成为袁世凯在财政上最为信任和倚重之人。

袁主政北洋时，很自然地将兴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于他，而周也确实不辜负袁的期望，为推动北洋实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在北洋的第一个主要贡献是稳定金融。

天津陷落时，联军放手抢掠三天，将各衙门的藏银一掠而空，据说仅从长芦盐运使署就掠走了二百余万两白银。

所以战后银根极紧，每千两现银贴水高达三百三十两，物价上涨两倍以上。

袁世凯接收天津后，确定&ldo;首先维持市面为要务&rdo;，于1902年8月设立天津商务局，委托吴懋鼎、王宗堂等人为局董。

1903年5月，批准设立天津商务公所，以天津知府凌福彭为督办，绅商宁世福、幺联元等为董事，采取缓偿新旧欠债、畅行钱票、设立银行、厘卡恢复旧章等四项措施，&ldo;一时全津欢声雷动31&rdo;。

随后袁又设立银元局，委托周学熙为总办，赶铸铜元以取代原来的制钱，解决钱荒问题。

铸造铜元是老李带的头，1900年7月，当时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李鸿章决定仿照香港的铜仙（即铜币），自行开铸铜元，进入市场后，&ldo;行销无碍，军民称便&rdo;，随后各省相继跟从。

铜元发行之初，比价高于白银，一块银元只能换八十余枚铜元。

袁、周看到铜元因量少而比价提高，有利可图时，立即扩充设备，加量铸造，当十、当二十的铜元一天的铸造量高达三十万枚;使铜、银差价这一项的余利，每年有七八十万元，不仅平抑了市面和物价，也为北洋新政提供了财源。

周学熙对新政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发展实业上面。

其侔侔大者，首在创办直隶工艺总局。

1903年春，袁世凯派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币制三个月，周回国后即建议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总机关，该局&ldo;以提倡维持全省之工艺为宗旨&rdo;，&ldo;以诱掖奖劝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为应尽义务&rdo;，&ldo;以全省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