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作霖在东北的作用，台湾学者王禹廷在其所撰《中原大战史话》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ldo;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雄据东北，在俄、日两强交侵中，尤其在日本大力胁诱之下，善为应付，不稍屈服，保障国权，奋力建设，其成就非当时（山海）关内任何地区所能及&rdo;，并列举其事迹如下：

日本视满洲（东北）为其生命线，久蓄攘夺吞并之心。

它于民国初年，胁迫袁世凯，订立了&ldo;二十一条&rdo;，其重点就在东北。

多年以来，日本人据此不断向张作霖威胁利诱，纠缠不休，张作霖不理会，迄未达成所愿。

民国十五六年间，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吉田茂（日本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日本的重建复兴，有很大的贡献），某次与张作霖进行一种交涉，曾对张盛气凌人地说：&ldo;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

&rdo;张作霖立即还以颜色，岸然答道：&ldo;怎么样?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

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

&rdo;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就被调回国。

民国十六七年革命军大举北伐，节节进展。

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名外交家，中日复交后，他任第一任驻华大使）及有关人员，曾用多种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张作霖接受其条件。

张氏如果答应，日本即使用各种力量，包括武力协助，易服出兵，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与南京的革命政府划江分治。

张作霖秉诸中国人闹家务，自己事自己了，绝不愿外人插手的大义和理念，坚决不为所动。

日本人见张作霖硬不就范，转头向张宗昌接洽。

张作霖闻讯把张宗昌电召到北京，亲口告诉他：&ldo;效坤（张宗昌的别号），我们自己闹家务，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世的骂名。

&rdo;张宗昌奉命惟谨，日本人的这一狂图，又告落空。

（民国）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对我南、北两政府发出将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觉书，张作霖于二十五日提出答复，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ldo;适当有效处置&rdo;，且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

同时发表宣言，指出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的立场，亦有诉诸国际评裁的含义。

殆张作霖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日使芳泽谦吉，仍密访张作霖有所要挟，他劝张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

两人会谈很久，张氏毫不妥协，且大声对芳泽说：&ldo;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rdo;故无结果而散。

因此，日本视张作霖的顽强不屈，为其攫夺我东北的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乃种下张氏被炸身亡的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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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日、俄这样的虎狼之国，必用张作霖、杨增新一类的枭雄人物，袁世凯用人的高明处，于此可见一斑。

一般史家对袁、张、杨等脱不开成王败寇的陈腐套路，或套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多给予负面的评价，而全然远离了历史的真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是在5月7日。

通牒限令中国对1‐4号及福建问题于48小时内给日本以&ldo;满足之答复，如到期收不到满足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必要之手段61。

&rdo;此时，已是日本开过御前会议之后，袁世凯知道不满足最基本条件，日本将不惜决裂，将其威胁付诸实施。

审时度势，他不得不接受修改过后的条件，违心地同意签约。

当天，他即将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和交涉现状通知了各省军政长官和驻外使领馆;次日，他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莅会者有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参谋总长及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总统府、国务院秘书长。

袁通告了日本最后通牒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ldo;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62。

&rdo;在谈到交涉情况时，袁虽强调政府已尽力作了挽回，但&ldo;在南满方面权利损失已巨&rdo;，而&ldo;我国国力未充（实），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rdo;他呼吁&ldo;经此大难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

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订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

……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