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五十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

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ldo;大太子&rdo;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

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ldo;真命天子&rdo;，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中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坠入&ldo;欺父误国&rdo;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

‐‐这也是民国历史上，&ldo;迷信影响政治&rdo;的实例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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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之死，对中国当时扰攘不已的政局和处于僵持之中的各派势力，可谓是天从人愿，及时解开了一个死结。

如蔡锷所说，&ldo;项城退，万难都解115&rdo;。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各方同意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民元约法（即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即被袁世凯解散了的参众两院）也得以恢复。

虽不能说是皆大欢喜，也可以说是各遂所愿：黎元洪没有实力，只相当一个&ldo;虚君&rdo;，这个局面既不妨害北洋独大，也有利于各地军头割据一方。

袁病逝前已恢复&ldo;责任内阁制&rdo;，段祺瑞任总理，实权在握，可以满意（此为日后&ldo;府院之争&rdo;的张本）。

冯国璋经运动当选为副总统，有望在将来圆其总统之梦。

西南方面，则既解除了&ldo;倒袁&rdo;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又不同程度地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心满意足。

孙中山之最大政敌消失，其手订的&ldo;临时约法&rdo;得以恢复，自然，中山先生也就成了民国的缔造者。

进步党、国民党的议员们得以重拾铁饭碗，北上赴任，冠盖如云，&ldo;把酒临风，其喜气洋洋者矣&rdo;。

日本也因去一劲敌而舒了一口气。

总之，袁世凯既然混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死亡也就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解脱了。

袁世凯死时并未退位，仍是在职的总统，故中央政府仍按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为其治丧。

黎元洪除拨发五十万元治丧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二十七天，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止七天，文武官吏及驻京军队一律佩带黑纱服丧，并由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在怀仁堂附近设立&ldo;恭办丧礼处&rdo;，有关丧葬方面的大事，均由&ldo;恭办丧礼处&rdo;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后才能办理。

袁世凯死后，旧怨冰释，北洋的袍泽故旧又想起了他生前的好处，所以他身后的丧礼，算得上是备极哀荣了116。

袁世凯的灵堂设于怀仁堂。

灵堂内外满布祭幛、挽联和花圈，门前还搭了鲜花扎成的牌坊一座，新华门外还搭有素彩牌坊三座。

京城各机关文官和驻京军队按日分班到灵前致祭行礼，停灵期间，京都各大寺院道观的和尚、道士、喇嘛被请来做道场，超度亡魂，鼓号笙管齐鸣，热闹非常。

6月28日出殡。

起灵时用的是皇杠，棺罩所用也是皇家规制：黄缎底，绣龙纹、云水纹。

新华门内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换八十人的大杠。

送殡的路线是由怀仁堂出新华门，经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在现广场纪念堂的位置）、正阳门至前门车站，路上黄土垫地，清水喷洒。

总统黎元洪以下文武官员在新华门处行礼，此后由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率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二千人组成的队列跟随其后。

此后为灵柩和送灵的袁氏家人亲属队伍，袁克定等男性子孙均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一根在灵柩后步行，袁的妻妾、女儿、媳妇等女眷则乘轿跟在后面。

其后是执绋送葬的人群和官员队伍，外国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员胸戴白花，臂缠黑纱，步行送灵到前门车站。

整个送葬队伍计约五千人，前头的队伍已到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前，一路上四城居民拥塞在街道两旁观看，人山人海。

在车站举行路祭之后，灵柩被抬上灵车（据说是前年隆裕皇太后出殡时用过的）。

当日，京汉铁路客运停运一天，除灵车之外，路局专门拨了两列专列，一列搭乘护卫军队、治丧人员和物品，一列运送前往彰德送葬的文武官员和知交故旧，著名的如徐世昌、严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