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

柳下惠做法官，曾遭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

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暂时委屈一下）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论语》）关键是在“事人”

（服从长官意志）以及“直”

或“枉”

。

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自己的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服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

——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

写《笑傲江湖》那几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

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

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

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

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木高峰等人也是政治人物。

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相信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在各大小企业、学校，以及各种团体内部中也会存在。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

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

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

有趣的是，当“四人帮”

掌权而改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改的歌词中，居然也有“千秋万载”

的字眼。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

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

（伪君子）或“左冷禅”

（企图建立霸权者）。

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

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

，对权力没有兴趣。

盈盈也是“隐士”

，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琴箫自娱。

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唯一重要的只是爱情。

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

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

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