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团站稳脚跟之后，我就着手实现这一想法。

我拜访了一所工人夜校，那所学校偶尔会赞助工会的文化活动。

我向该校的负责人员说起我的想法，把演奏会的音乐带进劳工阶层。

他们很有礼貌地倾听，但我从他们的态度感觉到他们心存怀疑。

几天之后，几名工人代表下工之后直接过来见我，还穿着工装裤和罩衫。

他们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尤其想知道我所设想的组织将由谁来管理和领导。

我告诉他们：“这个组织未来完全由你们经营。

我只提供我的乐团供你们使用，每年定期举办几场音乐会。

同时我自己也会为你们演奏，并且安排其他的独奏家来演出。”

“谁来付钱呢？”

“由你们付。”

“怎么付？”

“你们的音乐会社团每年将向每位会员收取六个比塞塔的会费，”

我告诉他们，当时六个比塞塔大约相当于一美元，“缴了会费，会员就有权利来欣赏由我的乐团举办的特别音乐会。”

“这一切只要六个比塞塔？”

“是的，这一切就只要六个比塞塔。”

工人代表团走了。

他们跟工会和其他劳工组织讨论了我的计划，决定试试看。

一个名叫“工人音乐会协会”

的组织成立了，参加资格很简单：会员限于那些每月工资少于五百比塞塔的人，当年这大约相当于一百美元。

一九二八年秋天，一个周日上午，卡萨尔斯管弦乐团在巴塞罗那的奥林匹亚剧院举办了第一场工人音乐会，两千多名劳工挤进了那个音乐厅。

当我看着那一排排衣着朴素的男女等待音乐会开始，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高兴。

表演结束，全场观众起立，爆发出如雷的喝彩声，然后他们开始喊我的名字。

我想，对我来说，巴塞罗那那些劳工的呼喊要比我曾经得到的任何掌声都更有意义。

我的乐团开始为工人音乐会协会每年举办六场时间安排在周日上午的音乐会。

该协会会员人数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分会以及相关的合唱团体在加泰罗尼亚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后来，我提议该协会出版一本自己的音乐期刊。

“谁来为这本期刊写文章？”

他们问。

“你们的会员。”

“写些什么呢？”

“写他们对在演奏会上听到的音乐的感受，或是类似的主题。”

他们开始出版一杂志，名为《果实》，成果不但令他们惊讶，也令我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