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盐道，每年还有三四十万银子的收入——这是最大一笔进项。

我于是设立捐输局，鼓励富商捐款，前后共得制钱三十多万串。

所写之捐，一经报收，立即发放附近驻军兵饷，不解入司库，但是仍由藩司衙门出榜公示，广而告之。

甘肃西部交纳丁粮，东部则专交粮草，这两项每年征粮二十多万石，加上历年储备的不下六百万石。

如能以粮抵饷，兵丁未必不愿意，只是粮多的地方兵少，粮少的地方反而兵多，如果将这些粮食驮运到各营支放，运价比粮价本身还贵，那样会亏损更多。

兰州粮食价格为一千九百文一石，而仓粮在质地色泽上都逊于市粮，百姓不愿购买，我于是以一千四百文一石的售价上奏户部，户部批准了，可是民间仍不愿买。

这事迁延了半年，才卖出去十几万石，对兵饷也总算有些帮助。

将来奏销，肯定要到户部里去走动走动、意思意思，可这笔钱又到哪里弄呢？我找首府商量，每石另加五十文作为部费，免得他们将来苛驳，可下面的州县还没有解来。

甘肃提督索文，乌鲁木齐人，回族，家道殷实。

这个人虽然是个武夫，可是很有心计。

道光三十年（1850）我在甘肃时，就和他很熟，现在旧雨重逢，自然更加亲近。

他的一些想法，虽然也有一些私心，但如果执行起来，也确实有效果。

甘肃提督属下的粮饷和军马粮草，都可以用粮食抵消，作价一千四百文一石，仍旧允给五十文部费；如此一来，甘州自是不用顾虑；至于宁夏、西宁、河州、凉州各镇，还计议未定，如果能全省通行，那就可以省下一大笔开支了。

也有人说边疆的军粮储备事关国家安全，如果将仓粮变卖完，一旦遇到饥荒，那就干系不小。

我说：“你的确考虑得很长远，可是如果拘泥于此，那么眼前就会闹出事来，不必等到荒年了。”

甘肃省地瘠民贫，山多水少，就是垦种成熟的农田，也不能指望每年都有收成。

道光年间，邓廷桢先生任甘肃藩司时，误听委员丁元淼的谗言，说是开垦荒地二十多万亩，每年就可收获粮草数万石。

邓先生为了讨好朝廷，就冒冒失失地上奏了上去。

其实那些粮草都是委员们通过加赋搜刮来的，甚至村庐寺观，也要纳租。

州县为了催征，将百姓严刑拷打。

百姓因此聚集了几千人，赴藩司衙门讨说法，他们将农具呈缴，不愿再种地，丢弃的农具堆得和屋子一样高，喧哗雷动，名为恳恩，其实是想让藩司难堪。

邓先生非常痛心，以为奇耻大辱，多亏臬司杨以增从中调停，农民才拿回农具散去。

州县官员看到这种情形，担心引发民变，不敢继续督征。

后来邓先生升任陕西巡抚，农民在距城十里的东关坡，带着瓦砾、刀杖等候他，幸好富制军派兵五百人相送，又经地方官员妥善开导，邓先生才得以脱身。

可是粮额已经上奏决定，按规定，试种期满就定为正式税收，结果就是官民交困，谈起这事来，没有不痛骂始作俑者邓廷桢的。

道光三十年（1850），琦相由四川调任甘肃总督，我也由贵州调来这里。

琦相说：“甘省最大的恶政就是加赋。

如果能够上奏恢复旧制，百姓的苦痛才能解脱。”

我说：“这才是能惠及百姓的仁人之言。”

琦相于是令周筱村侍御代作奏疏，后来他又对周御史代笔的奏折不太满意，自己写了一道奏疏，请我帮忙修改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