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回民发生暴动动，朝廷就要兴师征讨，万里运粮，动辄耗费亿万钱粮。

而那些不肖官吏，却是名利兼收，使国家承受无穷之累。

近年来，兵饷拖欠很多，饷银不能按时发放，难保他们不向回民借贷，甚至强行勒索。

这次喀什噶尔回民滋事，听说也是由摊派引起的，虽然整个事情持续不到两个月，但已耗费帑金十多万。

藩司衙门把司库翻了个底朝天，但仍然左支右绌。

户部虽说下拨了五十万两，可是各省解到的还不到一半，藩库几乎枯竭了。

我曾建议，请将回族八城的办事大臣和驻军撤回，从回族酋长中选出八个家道殷实而能力又能服众的人出来，分别授予他们王爵，让他们各镇一城；规定五年一朝，每年进贡牛羊和毛皮。

各城势均力敌，谁敢出头造反？如有叛乱的，就派其他回王统带本部去征讨。

无事时可以节省内地饷需，有事时也可节省内地兵力。

各城虽然分封，但国土未曾弃置，也不失朝廷的体制和颜面。

也许有人要说：祖宗尺寸之地不可随便给别人，当日拓土开疆多么艰难，现在弃之如遗，何以对得起祖训？的确是这样。

可是我所说的办法，并没有抛弃祖宗土地呀。

历代封建各国，总是将人民和土地悉以委之，而奉朔本朝，何尝不是辅佐拥戴共主呢？今仿封建之例，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而尊奉帝室，就好像是藩国一样，这不可以说是轻弃国土吧。

现在南方的太平军还没有平息，经费短缺，各城军饷拖欠得已经很多了，兵丁连肚子都还饿着，难保他们不变为盗贼；假如回民中有凶狡的人登高一呼，各城群起响应，而内地无饷可筹、无兵可拨，二万里外发生叛乱，那真是鞭长莫及；如果命令驻兵征讨，则各城兵力本就不多，肯定不能空城前往。

就算防兵共知大义，同仇敌忾，可是力量悬殊，也难以得手，到那时就骑虎难下了。

如果不示以威棱，听任乱叛回民割据一方，不但有亏国体，也使其他民族生出效仿之心。

回顾自回疆开拓以来，历次反乱没有哪一次不是调集内地满、绿各营兵将，钦派总统率军剿捕的，驻军之不能得力，就是明证。

新疆南路如果撤裁安静，再讨论北路，那么边界就会渐次肃清。

对于国计民生来说，虽不能开源，也可节流。

至于乌垣、伊犁是连接中外的门户，留下来可以作为内地屏障，不能轻议裁撤。

乐督也认为我的建议很有道理，但他一般是有胆时无识有识时无胆，当然不敢上奏朝廷。

我也只不过是想想罢了。

西宁、平番、贵德和巴燕戎格等处边界上的生番、熟番、白服僧（即伊斯兰教徒）和蒙古族的穷人几乎人人为盗。

几乎所有旅馆都藏着盗贼；青海衙门的通丁书役，也又很多人和小偷暗中来往。

所谓的良番之说是萨迎阿提出来的。

野番不准到黄河北边插帐，这历来就是明文禁止的。

近年来野番不遵约束，纷纷偷渡，黄河北岸毡幕如云。

自从琦相因剿捕雍沙而获罪后，舒兴阿和易棠相继接任总督，因为有了琦相的前车之鉴，所以凡是被野番抢劫的案件都不准申报。

咸丰三年（1853），野番几乎哗变；红水县地方距省城只有百里，驿路就因此被阻塞了。

咸丰六年（1856）二月，野番劫走关外驻军饷银五万两；四月又劫杀了官府的信使，撕碎他们随身携带的奏折，朝廷对此却不敢征讨。

乐斌到任总督后，听说野番有投诚的想法，就派同知那逊阿古拉代理西宁府知府，意在招降这些野番。

不久，那逊阿古拉禀称，他亲赴关外，野番头目和他在寺庙念经立誓，彼此永不侵扰，只是要求将黄河以北原属蒙古的地方让给他们放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