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国家军饷需如此紧张，又是抽厘，又是劝捐，所有这一切无非是敲骨吸髓，剥削民脂民膏，如果我再从中侵吞，使荷戈执役的士兵枵腹战斗，罪过就比贪污救灾款还要大，所以万不敢为。

在独流管账时，我自己用的米和柴薪都是自购，后来在庙工，也从不索取分文。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罚赔，天理何在？

张起鹓虽然瘐死在监狱，家破人亡，可是做粮台时却是狠捞了一把的。

就比如说我在独流把四百五十两银子交给他后，他就将一部分银子运到天津，还自己在天津的账。

胜帅让我写折子乞饷，皇上从内库拨出三十万两送到大营，张起鹓就拨回七万两送到自己天津家里，这又怎么说呢？张起鹩拜胜保为门生，拜师礼就是一千两，又为胜保母亲做寿，送的也不下几百两。

胜保每月开支五百两，而厨役请领蔬果等项还不计算在其。

张起鹓的儿子张琛在连镇捐办堤工，用了很多钱，保举知府花翎，张起鹓也保举布政使衔，父子都得到优保，捐的钱也都是出自粮台，所以张起鹓虽获咎瘐毙，但不能说他没有得到好处。

随营粮台，万不可管，众人皆虎视眈眈，即使乃心清白，旁人也断断不信，就是你拉住一个路人告诉他，别人也说你是虚情掩饰。

粮台那里，什物米薪无所不备，珍醋酒浆罗列满帐，都是供帅营用的。

可是文案处、营务处那些有权有势的，不时来要，假如拒绝就会怨声载道。

如果营中阵亡一位将军，大帅说应该帮援若干，除官殓外，就须措办，大员阵亡，则所帮援的更多。

将军善禄病故，除附身外，竟帮援了三千两；此外如道员、知府、参将、游击等人，不可胜计。

这些用项，照例都不准报销，而管粮台的也都不敢推辞。

张起鹓既不阻挡大帅及各营员需扰，又不将账目做清楚，而且父子二人都相信卑鄙小人，信任一个杨菊衫，却不知防备他借此要挟；信任一个汪寿昌，却不知防备他的阴险。

张起鹓父子两人经常被人逼勒，总是因害怕而就范，对于同事的急难寒微，却漠不关照，导致同人怨怒，深入肌肤，而自己又侵吞军饷，更是让宵小之徒抓住了把柄。

杨菊衫是四川佐杂人员，七十岁了，投奔到胜保大营，胜保派他帮办粮台事务。

杨对张起鹓的账目，凡不合例而营私者的，都秘密记载下来。

又讨好逢迎山东巡抚崇恩，骗取信任，得以保举知府，之后挟制张起鹓，向他借银两千两，指定省份捐纳，分发到四川。

张起鹓不敢违抗，只好乖乖就范。

汪寿昌是方元仲家的仆人，因方元仲在粮台管账，延为副手。

汪寿昌能书会算，张起鹓父子很倚重他。

胜保被逮问后，委员们纷纷作鸟兽散，汪知其无路保举，于是求张起鹓父子为他捐个佐杂官，张起鹓没有答应。

编修杨翰在京城以营缘钻刺为能，声名狼藉，被人劾参，知道不能容身，于是投奔胜保，愿意到山东各处劝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