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ot;骑着走&ot;的方式?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

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

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

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

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

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ot;不必试，会被压下来!&ot;学生很肯定地说：&ot;反正没有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ot;

另一方面，作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ot;尊师重道&ot;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

&ot;尊师重道&ot;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

&ot;重道&ot;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

但是&ot;尊师&ot;，如果指见&ot;师&ot;必&ot;尊&ot;‐‐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

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ot;尊&ot;无&ot;道&ot;的&ot;师&ot;?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ot;慎思、明辨、笃行&ot;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ot;慎思、明辨&ot;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得很多很多。

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

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

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ot;自己的儿女&ot;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

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ot;断奶&ot;，而是继续地呵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ot;不敢&ot;、&ot;泪眼汪汪&ot;、&ot;没有意见&ot;、&ot;不知道&ot;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他能明辨是非吗?他敢&ot;生气&ot;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

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ot;成人&ot;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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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ldo;闹事&rdo;的一代‐‐给大学生

不会&ldo;闹事&rdo;的一代‐‐给大学生

今年5月27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

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

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