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大我四岁，是我们姐弟仨中最大的，也是我们三人中文化程度最低的——勉强上完初一。

义务教育是在我上了高中才普及到我们那块儿的。

姐姐上小学时，义务教育的春风好像还没刮起，“九年义务教育”

只是个名词，仅此而已。

我清楚地记得我那时上小学，每学期都要交一百多块钱，这一百多块包括学杂费、书本费、学费。

一个“杂”

字一言以蔽之，囊括了乱七八糟的费用。

当时我们姐弟仨都在上学，三人交的钱加一块将近四百块。

如今的四百块算不得什么，但此一时彼一时，那个年段的票子实在，有个四百块那就很了不得了。

具体什么概念呢，打个比方，那个时候一包青援钙奶饼干只要一块钱。

虽然对于普通的农村家庭，四百块钱算不上天文数字，但也绝非小数目。

所以，供我们姐弟仨上学，父母的压力不小。

所以，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能省的就省。

记得上一年级那年，我只交了学杂费和学费，所以发教材时，我只能眼睁睁地羡慕那些拿到新书的同学。

尽管如此，贫穷还是使勤奋好学的姐姐辍了学。

辍学后，姐姐就帮爸妈分担家务农活。

为了多挣钱，辍学不久，姐姐就跟着村里的小年轻外出打工去了，那时她就十四五岁（当时普遍落后，各方面政策制度都不完善，根本就不管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

姐姐在气球厂造过气球，在纺织厂做过纺织，在冷藏厂切过鱼片，给人卖过馒头。

甚至，年纪轻轻的姐姐作为一个弱女子，还在村里的砖窑厂拉过砖坯子。

拉砖坯这活又脏又累，是实打实的力气活，就算二十多岁的壮小伙，拉一天砖坯子，也会累得不想动弹。

姐姐在外打过多少年工，我没仔细算过，现在数数至少得有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