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提到的&ldo;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rdo;，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ldo;军统&rdo;。

可是实际上的&ldo;军统&rdo;，可以把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刻的&ldo;军统&rdo;，应是&ldo;早期的军统&rdo;，因为当时在军统局之下分为三处，戴雨农先生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处，也就是&ldo;第二处&rdo;。

到了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ldo;调查统计局&rdo;改组，由贺耀组挂名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全局工作，这才是正式的&ldo;军统&rdo;。

以此为基础，几经更名演变，虽然&ldo;系统&rdo;已不存在，但它的工作精神却延续下来。

也就是后来的&ldo;国防部情报局&rdo;。

当天晚上，全体聚餐，正副班主任均未参加，由戴雨农先生代表主持一切。

聚餐已毕，在班本部办公室内作个别谈话，则由戴雨农先生、郑介民先生分别召谈。

最后一名才轮到我和戴先生谈话，他特别嘉勉了几句，并约我第二天上午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一叙。

此刻，我和戴雨农相识，恰好一年。

从此之后，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在僚属关系上，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部下。

工作分发，戴先生并未考虑我想去杭州的志愿，戴先生已决定派我到北平去建立工作。

提到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比杭州更亲切，心里当然很乐意。

同行的，也就是一齐派遣的，还有我们在一起受训的杨英和戚南谱二人。

虽然指定由我负责，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编制，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就是三人行中的&ldo;组长&rdo;。

记得很清楚，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没有，派什么工作，负什么使命，单凭戴先生的一句话而定。

他如果另外写一张条子的话，也只是交给管理人事的部门作为登记之用，当事者也未必看得见那张条子上写的是什么。

我就是这样&ldo;无凭无据&rdo;地参加了&ldo;特务工作&rdo;。

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有一次我终于开口问过戴先生，我说：&ldo;我已经加入了&39;革命军人同志会&39;，戴先生你早已知道了吧？&rdo;戴先生正面回答说：&ldo;是黄剑秋兄提名介绍的，他已经告诉过我了。

&rdo;我这才明了原来是剑秋兄介绍的，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我提到过这件事。

我又问戴先生：&ldo;我们的工作，与&39;军会&39;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件事？还是两回事？&rdo;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再过了一会儿，才说了&ldo;将来你总会了解的&rdo;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在当时我心里非常不痛快，我认为有问有答，他应该向我解释明白才合乎情理。

到后来才谅解到，因为其中有&ldo;力行社&rdo;这一层关系，而我仅是&ldo;力行社&rdo;之下的一名&ldo;会员&rdo;，在组织上应对我保密，所以他无法和我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