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这样认为：比较两个国家人民的民族性，是《二马》内容的核心。

作家谈及创作这部长篇的动机，曾经说过：&ldo;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

&rdo;（注：《我怎样写〈二马〉》。

）这种比较，是作家在当时条件下探索中国命运的一个重要尝试。

他通过对老一辈如马则仁型的中国人的观察，看清了&ldo;病症&rdo;所在，而希望用英国人民族性中值得肯定的东西加以&ldo;疗救&rdo;，&ldo;疗救&rdo;之法是重新铸造一种崭新的民族性格。

&ldo;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

这就是马威所要代表的。

&rdo;（注：《我怎样写〈二马〉》。

）作家还觉得马威不够坚毅和务实，于是以李子荣加以补充。

所以，不妨这样进一步的思考：《二马》构思的侧重点不仅在于比较中国人同英国人民族性之不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比较，否定马则仁，肯定马威和李子荣，为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富强指出一条道路。

自然，在今天看来，这种比较并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中国所以贫弱的根本原因。

马则仁愚弱性格的阶级根源是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软弱性、腐朽性;中国人民所以被帝国主义任意欺凌，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罪恶以及生产力的低下，人民群众的愚弱和散漫状态只是一个现象。

病根不除，病症是难于得到根本疗治的。

马威即使富有强烈的&ldo;国家主义的观念&rdo;，如果不参加当时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为目的的革命运动，也只能是一种徒然的义愤;李子荣梦想以个人苦干创一番事业，他走的其实不过是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情况下，他的一切宏图大计到头来都只能变成一纸空文。

我们不应该苛责老舍。

在伦敦，写作《二马》的时候，他虽然十分关注国内的革命军北伐，但是他并&ldo;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rdo;。

因为这个原因，他&ldo;不明白&rdo;&ldo;国内青年们的思想&rdo;。

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创作上来。

在老舍所肯定的青年形象身上时代感不强，性格中包容的历史内容不够充实，同他自己&ldo;远远的立在一旁&rdo;，（注：《我怎样写〈二马〉》。

）没机会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是不无关系的。

《二马》在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

描述更加细腻，语言更趋于纯净、凝炼，结构上力图在单纯中求变化。

他在艺术上是日渐成熟了。

第五章在新加坡（一九二九‐‐一九三o）

&ldo;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rdo;

老舍离开伦敦以后，在德意法等国做了短期逗留，大部分时间（约三个月）在巴黎。

他本想&ldo;以巴黎为背景续成《二马》的后半&rdo;，但由于时间迫促，未能如愿。

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冬初，他取道新加坡回国。

他之取道新加坡，那原因据他讲，一者是路费发生问题，&ldo;钱只够到新加坡的&rdo;（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再者，他深受康拉德小说的影响，&ldo;久想看看南洋&rdo;（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康拉德的作品不但使他闭上眼就看见那在风暴里的船，与南洋各色各样的人，而且因着康拉德的影响他才想到南洋去。

（注：《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

）他说：&ldo;他（指康拉德）的笔上魔术使我渴想闻到那咸的海，与从海岛上浮来的花香;使我渴想亲眼看到他所写的一切。

&rdo;（注：《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

）

因为钱不够，他坐的是三等舱。

同船的有两位印度学生，两位华侨少年，都挺和气;还有几位留法回家的&ldo;国留&rdo;（留法的中国学生），大家也还谈得来。

此外就是&ldo;七八个到安南或上海的法国舞女&rdo;了。

他后来回忆：&ldo;舱中老是这些人，外边老是那些水。

没有一件新鲜事，大家的脸上眼看着往起长肉，好象一船受填时期的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