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ldo;大跃进&rdo;的浪潮席卷全国。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ldo;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lso;大跃进&rso;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lso;共产风&rso;为主要标志的&lso;左&rso;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rdo;老舍的话剧《红大院》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作的。

这个剧本，以北京某胡同一个大杂院的居民（主要是妇女），在&ldo;大跃进&rdo;热潮中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为题材，力图表现街道居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在&lso;左&rso;倾错误的影响下，作家未能摆脱泛滥一时的狂热与幼稚，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ldo;浮夸风&rdo;和&ldo;共产风&rdo;。

例如剧中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耿兴久有这样两句台词：&ldo;想到就能作到，就怕想不到!&rdo;&ldo;共产主义就不远啦!&rdo;即可显示剧本在思想倾向上的缺点。

这自然反映了作家当时的认识水平，但是《红大院》的缺点，主要是现实生活提供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

一九五九年写的《女店员》和《全家福》虽也是以一九五八年为背景的，但是作家的头脑，这时基本上已经冷静下来了，如果说老舍惯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红大院》中表现得比较淡薄的话，那么在《女店员》和《全家福》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则基本上恢复了，尽管这两个剧本的艺术描写，还没有天然浑成到和生活本身一样，然而那种人工的痕迹以及图解概念的倾向，毕竟少得多了。

《女店员》取材于商业战线女售货员的生活。

剧本通过对几个年青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商业工作，创办妇女商店的描写，生动地展示了新中国妇女的崭新面貌，表现了妇女解放的巨大力量。

妇女解放问题，是老舍建国后剧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方珍珠》、《龙须沟》、《红大院》都涉及了这个问题。

《女店员》更是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作品。

老舍写妇女，有一个特点，即很少写女知识分子或革命的女英雄，他所写的大都是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

老舍所以特别关心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的命运，是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的。

老舍幼年丧父，母亲与姐姐在千辛万苦中把他抚养成人。

从母亲与姐姐身上，老舍汲取了优良的品德，得到了温暖幸福的爱，同时也体会了旧中国妇女苦痛之深重。

因而，建国以后目睹新中国妇女的成长、变化，老舍感触十分深刻。

他说：&ldo;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

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

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

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

男女平等了。

我不能不歌颂这个大变化!&rdo;（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方珍珠》和《龙须沟》主要表现新旧社会更替时妇女政治地位的变化，《女店员》则主要写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之后，思想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围绕着这一主题的表达，作家在剧中塑造了几个性格比较鲜明的妇女形象。

它的妇女形象系列，大体上可分为两组：余志芳、宋玉娥、齐凌云、卫大嫂为一组，余母、齐母为一组。

余志芳、宋玉娥、齐凌云是年轻有为的姑娘，她们有理想，有热情，当一些人瞧不起商业工作时，她们决心去站柜台，当售货员;当一些人从传统的旧观念出发，低估妇女的作用时，他们决心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力，&ldo;给妇女争点光&rdo;。

热情、积极、活泼是她们的共同性格特点。

同时她们又各有个性。

余志芳自小受苦，曾经在私营小店里打杂，既受过小业主的白眼，又饱尝过母亲与嫂子的歧视，她大胆泼辣，勇于反抗。

宋玉娥母亲早亡，她在爷爷的抚养下长大，宋爷爷正直、开朗的性格影响了玉娥，而老爷爷的宠爱，又使她略有娇气。

齐凌云是初中毕业生，在三个姑娘中文化水平最高，家庭生活条件也最好，母亲的溺爱，使得她性格有些娇弱。

但是她聪明、美丽、有进取心。

在困难面前，她虽不象余志芳那样刚强，却也很少退缩。

总之，这三个姑娘的形象，是比较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