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雍自到报馆，他每月总要回家一次，因为回家是例事，所以不会替他记述。

但是他每次回家，都要使他发生一种不安的感情，并不是他家庭里有什么问题。

他的家庭，实在是很完全的，不但他的父母是慈祥无比的人，便是兄弟姊妹，以及妯娌之间，也都彼此情感相通，没有各怀心志的。

所以使他不高兴的，是他本处住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

他家乡的人民，本来都没有恒产，全赖旗营生活。

革命以后，旗营先不济了，并附近的村民，也大受了影响。

伯雍回家一荡，总是看见穷人一天比一天多，早先很兴旺的村镇、很隆盛的旗营，眼看着凋敝衰残。

好几百年的大槐树，原先是成行成列，一眼望不到边，如今都伐倒了，一株也不见。

山上的树木，也都砍了，山林秀气，一点影子没有了。

山上到处露出红色的黏土，仿佛生了遍体的疮瘢。

那乾隆时代的建筑物，如同碉楼、教场、官衙，渐渐地都被穷民拆卖了。

不第官有的东西都拆毁了，连村间私有的家屋，每一个月里，总要拆卖几十间。

原先屋瓦鳞鳞，被多年的古槐和稠密的枣树隐蔽着，远远一望，碧森森的，真有点雄伟的气象。

如今却不然了，到处都是破房基、碎瓦砾，仿佛才遭兵燹，又仿佛被了极大的火灾。

其实这个地方，一次兵灾也不会受苦，只因为受了革命的影响，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不必待大兵和土匪来烧掠，那地方上的人民，为维持他们暂时的生命，不得不把多年的建筑物拆毁，来换几个钱。

拆了公共的不算，还要拆自己的，都拆完了，依旧不能生活。

历来的革命家，多半讲究破坏主义，究竟这&ldo;破坏&rdo;二字怎样讲，我直到如今怀疑。

据我想，破坏绝对不是破坏有形的东西，可是到了实行的时候，便没分别了。

譬如野蛮人，无论到什么时候，总要发挥他们野蛮性质。

当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乘中国多事，闯入北京，把三山胜地全给烧了。

他们的野蛮行为，在历史上终归不能消灭的。

革命党倡为破坏之说，其实腐败政治，不曾破坏一二，反倒教会了无业的人民，恣行破坏手段。

顶好的建筑物，而且是历史上纪念的东西，你要说这个不应当拆，拆毁了也卖不了几个钱，他们一定不听你的话。

他们唯一的理由，便是饿。

只这一个&ldo;饿&rdo;字，比土匪和大兵厉害得多。

什么应保存的东西，也保存不了。

大凡革命的国家，都是由破坏而建设的，但是破坏很容易，一句话便破坏了，可是再言建设，就不能那样容易。

一百年二百年，不定建设得了建设不了，甚至有终归不能建筑的，所以我说革命家是以少数人之激烈思想，向全国人民生活范围以内，故意地开一个大玩笑。

他们和赌局的赌棍一样精神，红不红自己并没有把握，不过孤注一掷，好坏尽凭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