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事件本身。

我脾气很好，更由于我疏懒的个性，导致我很容易原谅别人跟体谅别人的错误（我知道我自己很容易忘东忘西、莫名其妙地着急、爱拖时间等），但大怒之下，就会从臭屁往外跨线，变成其实我不怎么欣赏的自大。

我不敢说经过反省之后，我以后就不会使用这样的「力量」，但反省毕竟有收到一些效果，终究会有一些想法沈淀下来。

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拥有这样的力量。

那些整天在电视上不断开炮的媒体人、名嘴、政客，很多都拥有公器的使用权，但随着他们每天不断使用那些力量，他们的影响力已逐渐边际效用递减------这种递减的效应，好像跟他们说的话是不是正确的没太大关系，而是他们一直一直在用，用的结果就是痲痹。

他们变成不是对与错、正义与邪恶的代言人，而是一种立场的容器。

比如李涛跟李艳秋，现在他们骂民进党一百句话，绝对没有十年前他们骂民进党一句话有力量。

比如郑弘仪，现在他骂国民党一百句话，绝对没有他专心主持新闻呱呱挖时期电国民党一句话来得有力量。

更显著的例子，体现在李远哲身上。

他八年前那惊天一语的力道，就是因为他几乎没有立场，也不曾动用过那股积蓄已久的超级力量。

但这种力量一旦用了，几乎就只有递减的命运。

今日李远哲使用公器的力量已大大不比当年。

好长的感想。

总之，我期许自己冷然克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拥有内在的强悍。

关于「爱情，两好三坏」戏剧的改编初始

每一次创作的状态不可能都一样。

四十本书，就是四十种状态。

每次我回忆起「爱情，两好三坏」的创作过程，我就感觉到强大的痛苦。

真的，很多的痛苦。

细说从头。

我的经纪人柴姐自己开了间戏剧制作公司，每年都总要拍点东西，想要我写一个关于爱情的偶像剧（请问还有关于其它主题的偶像剧吗？）。

我说好，当然好，因为看起来很好赚，二十集剧本用乘法乘一乘，收入比写书来要猛太多了。

然而编剧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堆人的事。

我的剧本导演要认同，制片要认同，一起开编剧会的人也得点头。

这显然与我一个人就能决定书的内容长什么样子的惯性相差很多。

要干编剧，除非交一个编剧女友，就只有认真做事前功课。

当时我看了可称为严重负面教材的几出台湾偶像剧（对不起我不想点名，因为我乡愿），也看了两出我觉得很好看的日剧（前女友、冰上悍将），并仔细跟着日剧一边看一边写下它的分镜与所需秒数，领会「时间」的感觉。

最后我有了两大关于电视戏剧成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