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逃脱了那样卑贱的命运而感到侥幸，更感到耻辱。

功成名就的&ot;知识分子&ot;们，一般都勤于研究高深的学问。

学问是至高无上的。

因此，他们对农民们的遭遇和命运自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

他们呼吁的&ot;自由&ot;，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自由；他们期望的&ot;民主&ot;，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民主。

他们以为自己就能够代表&ot;中国&ot;。

他们有意逃避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们害怕承担良心上的压力--假如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当然，他们更害怕走过禁区的红线。

因为跨越了红线，可能导致自己失去职称、待遇和房子。

不是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秦晖，因为帮农民说了几句话，就失去了清华的教职。

他的遭遇没有激起同样是教授的学者们的同情和愤怒，反而大大地助长了冷漠和虚伪的泛滥，以及犬儒主义的盛行。

人们没有把尊敬给予勇者，反倒在背地里窃窃私语：&ot;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再不能像他这样惹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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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ot;缺钙&ot;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或者玩弄国故，或者炫耀&ot;后现代&ot;；或者关心在&ot;核心期刊&ot;上发表论文数量，或者像红眼的公鸡一样盯着有限的几个&ot;一级教授&ot;的名额。

最成功者，或许还能够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代表&ot;人民&ot;去参政议政。

然而，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去关注和理解农民的问题呢？

无论是否来自乡村，一旦走进书斋和学院，他们就远离了苦难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们就学会了说假话，练就了硬心肠。

《圣经》中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

（《马可福音12：38-39》）

学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数的人真心关注农民问题，例如秦晖。

在国内的学者中，秦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

他发现，中国的农民问题在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统治者越是&ot;重农&ot;，农民越是倒霉。

这个怪圈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彰显着。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ot;耕战&ot;是务，把&ot;上农除末&ot;的调子唱得最高。

但是，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至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

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ot;朕本农民&ot;，闭口&ot;享我农师&ot;。

他不仅&ot;立法多右贫抑富&ot;，还下令&ot;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

&ot;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却悲惨地发出了&ot;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ot;的呼声。

与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ot;同盟者&ot;到&ot;主力军&ot;，从&ot;民主革命的动力&ot;到&ot;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ot;，从&ot;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ot;到&ot;贫下中农上管改&ot;，结果如何呢？调子最高的时候，饿死的农民也最多。

农村、农业和农民这&ot;三农&ot;问题，又不仅仅是就&ot;农&ot;言&ot;农&ot;所能够解决的。

秦晖指出：&ot;如今到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039;农村问题&039;根子实际在城市，改革到如今，&039;就农言农&039;已经很难再改下去。

&039;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039;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

&ot;因此，任何忽略农民利益的改革，最终都将是失败的改革。

农民的命运得不到真正的改观，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流于空谈。

宁萱，在农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悄无声息地活着并且死去。

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身上流动着他们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