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铁牌也被破得稀哩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立”了。我走开想眯一会儿，可脑子乱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闭眼就出现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着。这时院里收发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我电报叫我去取。我懒得去就叫他在电话里把电报念一遍。 电报是从南方一个城市打来的，内容是“我友某某偕某某乘某日某次列时车到京新婚旅行望接望热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 我撂下电话就冲拿着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边喝茶边劝要“推”牌的庄家“打下去” 的吴胖子抱怨：“准又是你干的屎事，你在外地诱完妞儿，全留我的地址，你塌实了人家有事全扑我来了——我受得了么？” “别赖我，啊，”吴胖子问清了电报落款说，“我哪认识过敢叫‘明松’的人。你自己一出门就瞎宿舍瓷，逮谁给谁留地址，是人不是人就跟人家拍胸脯：以后北京有事尽管找我。得，人家真找来了——你又傻了。” 我问在座的几位谁还记得“明松”是谁，大家都说不知道。“哪有好人叫这种名字。” 刘会元一边凸着牌一边说，“明松不认得，‘明灯儿’倒认识几个。” 大家乐：“爱谁谁谁吧，甭搭理他完了。” “那哪成？”我说，“还不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哪能就完了？” “黑心！”大家说，“——狠！” 我乐着去找列车时刻表，查出那次列车到站时间——还有一小时就到了，忙去穿鞋换衣服。 “要是有人或电话找我就说大帅康临时有个会我去了，有事到那儿找我。” “皮裤衩穿了么？别到那儿警卫不让进。” “要是男的我们给丫打出去，要是女的我们可就当场没收。” 我在鞋盒子盖上写了几个粗字，全是方言。举着它迎着人流在车站口。出站的和接人的路过我身边都看我，就象看傻子。房屋上，我也的确傻，顶着凛冽的寒风在车站广场站了两个小时也没人前来相认。车站在秩序比我想像的还要混乱些很多列车点，那些早晨就该到站的列车这时正陆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