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借此知道它远非空虚。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去罢，野草，

连着我的题辞。

&ot;这写在一九二七年，正是大革命的时代。

他彻底地否定了&ot;过去的生命&ot;，连自己的野草连着这题辞，也否定了，但是并不否定他自己。

他希望地下的火，火速喷出，烧尽过去的一切;他希望的是中国的新生：在《野草》里，比在《狂人日记》里更多的用了象征，用了重叠，来凝结来强调他的声音，这是诗。

他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在战斗着。

就在这一会，他感到青年们动起来了，感到真的暗夜露出来了，这一年他写了特别多的杂感。

这些杂感，比起《热风》中那些随感录，确乎是更现实的了;他是从诗回到散文了。

换上杂感这个新名字，似乎不是随随便便的无所谓的。

散文的杂感增加了现实性，也增加了尖锐性。

他在《三闲集》的序言中说:&ot;恐泊这&39;杂感，二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

有些人们，是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39;杂感家&39;。

&ot;这正是尖锐性的证据。

他这时在和&ot;真的暗夜&ot;肉搏了，武器是越尖锐越好，他是不怕6不满于现状，的6杂感家，这一个恶谥&ot;的。

许多替鲁迅作品作注解的批判家，似乎都忽略了鲁迅的一篇短论：《看书琐记x‐）（二），他对于文学的永久性和普遍性，有进一步的看法。

他说:&ot;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

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传》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

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说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

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扎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

但读者所推荐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

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

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

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39;黛玉葬花，照相的先人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的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

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

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39;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

……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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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说:&ot;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