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想，这么走的确危险，认识我的人很多，比如5月20日在长春召开的军民大会，庆祝蒋介石就任伪总统，有六七万军民参加，我是这个大会的警卫组组长。

我站在大会门前的警卫车上，虽然穿着便衣，却也暴露了身份。

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会后对我说：&ldo;你还怕八路不认识你，站在汽车上自己贴布告呢！

&rdo;

长春如果失守了怎么办？我与项迺光研究，第一是随军向沈阳突围，项迺光对我说：&ldo;长春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三个部队：新七军的三十八师，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和吉林师管区，这三个部队的部队长陈鸣人、李嵩、李寓春都与我说好了，并且我已经给南京打了电报，毛先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回电说已转报给大总统。

这三个部队可以与咱们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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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

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

项迺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相片，我、项迺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

相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ldo;吴国栋&rdo;，商人。

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

我又叫医生给我弄了一些吗啡、疲乏崩，我吸食鸦片，唯恐途中不能吸食。

有一天，我到督察处去看看。

接我工作的陈牧对我说：&ldo;现在，没有什么案子可办了，政治案件都处理完了，看守所押的几十个人都是刑事犯。

外边有人说，八路军就恨督察处，督察处就是关督察长，和两个陈主任，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寿岚。

这话也不假，咱们过去怎么抓人家，审人家，杀人家，将来人家如法炮制。

所以，有政治犯还要抓，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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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对呀，能杀就杀呀！

宁可自杀，也不叫他杀。

&rdo;我又接着说，&ldo;咱们手中连自杀的东西都没有，真被八路抓去，死不了活不了有罪受。

应该预备毒药棉花，必要时往嘴里一放，完啦，省得遭罪。

1945年光复，在汉口抓了一个日本战犯，少将级的军官，押在咱们的看守所，入所之时，没有认真检查，他带了一块毒药棉花，什么口供也没有就自杀了。

老板（军统特务对戴笠的称呼）当时在北平发了一顿脾气，说这个看守长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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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这个日本战犯把毒药棉花放在哪里啦？&rdo;陈牧问。

我告诉他：&ldo;放在军衣贴边儿，没法查出来。

后来，我在北京担任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长，我对看守所所长说：&lso;抓来的八路和日本战犯一进所就要把衣服脱光，另给他们一套囚服，如果再不放心，叫他们先洗个澡。

&rso;这样什么事也没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