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造反的成本如此之低‐‐苟且偷生不过累死于沟壑，起来造反也只是掉脑袋而已，加上和他们同样情况的人又是如此之多，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当然群起一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马尔萨斯的理论指出，要解决人口膨胀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瘟疫，一个是战争。

当然，倘若不想这样解决问题，办法还有两条，一是将多余人口移民海外，所谓殖民主义的方法；二是开发新兴产业，用如开矿办厂等工业化手段来创造新的财富并吸纳富余劳动力。

但令人扼腕的是，前一条即使自明清时就有少量华人前往南洋谋生，但终因政府的禁海政策而无法大量实施；而后一条的成功又需要有工业革命的基础。

过去三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正是西欧国家发展壮大并一举超越天朝的两个法宝。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但无数的偶然，又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传统经济条件下民穷财尽的周期律现象，因为平添了一个世界经济的竞争因素，在鸦片战争后更为严重。

譬如鸦片战争中，各地方政府往往强迫老百姓捐饷助银，即使是富庶如苏州地区，也有一年所得不够完纳以至于弃田不顾的，何况广西这样的贫瘠之地？

当时的广西情况复杂，汉番杂处。

苗人有&ldo;生苗&rdo;、&ldo;熟苗&rdo;之分，汉人之间也有土居汉人与客家之别（基本以迁移时间为分别，客家人往往是后迁）。

汉番之争，土客之争，地痞流氓，打架杀人，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加上广西土地贫瘠，山多洞广，用李宗仁将军的话来说，就是&ldo;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rdo;。

（1）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舍近求远的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一来是因为整个西江流域都说粤语，语言上有所便利；二来也是因为广西远比广州一带贫穷，造反的成本低，条件更为有利。

何况，洪秀全的家乡花县距离广州不远，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差，洪秀全想在附近开教授徒，信的人不多。

但溯西江而上，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的话，发动群众就容易多了。

另外，鸦片战争后带来了世界经济的蝴蝶效应。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沿海的通商口岸扩为五口，广州十三行垄断时代的结束和上海的崛起，导致中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这种效应看似不为人知，但效果明显显现并扩散。

譬如以江西为例，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部地区的货物，多经赣江翻越大臾岭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可算是物华天宝，人才辈出，贸易通道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贸易干道移往长江，导致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

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不多，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江西老表们当然热情支持革命，成为红色革命的根据地。